母亲在电话里说，她到了深圳。电话是小姨妈打过来的，母亲是10月9日深夜到了石岩，那是深圳关外的一个街道。

母亲来了深圳。这是我的意思。一直想让母亲来一趟深圳，她一直空不开身。这一次，她终于来了！我很高兴！

母亲把家里的母鸡捉来了三只，带来了41个鸡蛋。一瓶酸辣椒酱。一大袋落花生。姐姐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做了几双小布鞋托母亲带了来，还为她做了一双毛绒布鞋。母亲也买了鞋子和袜子。带来的还有零碎家常干腊食品：腊豆角、腊菌朵、猪油、辣椒粉、腊猪肠、腊红薯片等。

母亲是瘦小的。母亲的头发又添了许多的白发。母亲一到我这里就用客里山的方言很气壮地讲述她的到来。一些问题让母亲变得年轻了一些，也让我觉得温和。

我带母亲去理了一个发，染了头发。花了68元钱。理完发后的母亲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看上去不再像一个68岁的人了，而是像一个才近50岁的人啦。给母亲理发花了半个上午的时间：洗头，修剪、吹发、染发；按理发程序本来洗完头还要给母亲按摩的，但母亲拒绝了。母亲露出缺了席的牙笑着说：冇要按哩！在她的辞典里，理发就是理发，是单纯的，哪有这么多的名堂。母亲怎么也想不到，理一次发，花掉了我几十块钱。母亲说，怎么这么贵啊？差不多可以买半担粮食呷了。末了母亲又说，哏，早知道这么贵，就别给我理了。我问母亲，在家里理一个发现在是多少钱？母亲说，三块钱。

逛超市时，我带母亲乘电梯。母亲一生都没见过这种自动就能把自己带到楼上的玩艺。母亲的脚不敢上前，那像水流一样的电梯总是流动的。我试验了几次给母亲看，母亲才鼓起勇气一脚就踏了上去，手却紧紧地抓住扶梯不松劲，但身子却是向前进的，我叫母亲把手松一点，人才能自如地上楼。母亲把手一松弛，人就跟着上去了。母亲又把她那缺了牙的嘴张开来笑。呵呵呵。

三哥听说母亲来了，特意请了假从另外一个街道来看母亲。三哥给母亲买了一身衣服和鞋子，拿了五百元钱。三哥在光明街道的一个木器厂上班，从早到晚，还要长期加夜班。干的是苦力活，也是很不容易的。三哥的头发也越来越稀疏了，这与他长期没有很好的睡眠有关，与工作的压力有关。

大哥和二哥也分别来看了母亲。我的三个哥哥都在深圳打工。他们都在最底层里深居简出，为自己的命运加班。这清苦的生活像一枚细细的银针，渗入了这无尘的想象里，渗透了他们的病痛哲学的根。

大哥和二哥的工资加起来才一千二百多块。还要起早贪黑地忙碌。大哥和二哥都没有发工资，大哥跟同事借了两百元钱给母亲。大哥觉得有点愧疚，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要等我发了工资就好了。二哥来看母亲是请了两天假的，这两天假里只有一天的时间是属于母亲的，因为二哥还要把另外一天的时间给予远在几十里路远的二嫂，二嫂在东莞市的一个小镇上打工。二哥提了一个大袋子到了我这里，袋子里装着一些奇装异服。还有一个小塑胶袋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西红柿。（这些西红柿都快有点烂了，可能是临时在路边小摊上买的处理价的柿子。）二哥说，这些衣服是一个老画家送给他的，是老画家的老婆平时穿的。“都是上乘的布料，都很新哩！”二哥随手从袋子里掏出一件看上去很新的衣服给母亲看，“你看。”母亲布满好看的皱纹检验着二哥递过来的衣服。那份神采让我想到了上帝给予生活的隐语。二哥没有吃晚饭就告别了母亲，他还要赶着去东莞二嫂那边。临走时，给了母亲五十元钱，这五十元钱都是十元一张的。二哥说还没有发工资，身上一个家业才两百块钱，还要去看二嫂，听说她生病了。但二哥走到楼梯口又折了回来敲我的门，说是怕身上没零钱坐车，抽出一张百元的票子喊母亲过去拿，叫母亲把那五十元零钱退给他。这样一来，二哥身上只剩下一百块钱了，等他七折八扣到了东莞二嫂那里，身上基本上就没有多少钱了。二哥的这一个细节让我看在眼里，心头一紧。这个内心藏善的男人，他用一种无比笨拙的方法在修补着一个孩子对于母亲的关怀。我的心只是在那一刹那间，回到了青黄不接的故乡，那青灰的瓦房下，那高过墙壁的狗尾草，那代表无限可能的恩泽的山和水，还有阳光下浇淋的万物。我的眼里有一种翡翠的绿漫上来，加深了我所有的想象的颜色。

我在沃尔玛大超市给母亲买了衣服和其它的东西。

我得让母亲在这里感到温暖！哪怕我越是多么艰难。

母亲说，她呆几天就回家。我说，先住下来看看再说。我带你到处去看看，看看深圳与家里的不同。我知道这一次母亲出来后，以后出来的机会就少了。因为母亲已越来越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