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孩子，就麻烦克吕旭先生去处理这件事吧，既然他保证一定成功。他熟悉你父亲的脾气，知道怎么跟他说。要是你愿意我在所剩不多的有生之日见到你过得快活，你和你父亲无论如何得讲和。”

第二天，格朗台跟自从禁闭欧叶妮以来每天必行的那样，到小花园去转上几圈。他总是趁欧叶妮梳洗的时候散步。当他走到核桃树下，便躲在树后，久久打量女儿长长的头发，那时他一定在两种精神状态间摇摆：一种是他生性固执的意气，另一种是想亲亲自己的娇儿。他往往坐在那张夏尔和欧叶妮曾立下山盟海誓的小木凳上，而那时女儿也偷偷地或者从镜子里望着父亲。如果他站起来，继续散步，女儿就有意坐到窗前，开始看那面挂着美丽野花的墙，裂隙处窜出几株仙女梦、碗碗藤，还有一种或黄或白的粗壮的野草，一种在索缪和都尔地区的葡萄园里到处都有的景天蔓。克吕旭公证人来得很早，见老葡萄园主坐在六月艳阳下的小凳上，背靠隔墙，望着女儿。

“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克吕旭先生？”见到公证人，格朗台问道。

“我来跟您谈事儿的。”

“啊！啊！您有点儿金子，想跟我换钱？”

“不，不，跟钱没关系，是关于您女儿的事。大家都在议论她和议论您。”

“他们管得着吗？煤黑子在家，大小是个长。”

“对，大小是个长，自寻死路也由他，或者，更糟糕的是，往大街上扔钱也由他。”

“这话怎么说？”

“哎。您太太现在病得很厉害，朋友。您该去请贝日兰大夫瞧瞧，她有生命危险哪。要是她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死了您也亏心，我是这么想的。”

“得，得，得，得！您知道我太太是怎么回事。那些个医生哪，只要一上门，一天就起码来五六趟。”

“说到头，格朗台，您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咱们是老朋友了；在索缪城里，没有人比我更关心跟您有关的事儿；所以我得把话说清。现在，种什么瓜结什么果，由您拿主意，您又不是孩子，知道该怎么做。况且我并不是为这事儿来的。有件事对您恐怕更重要得多。说来说去，您总小想要您太太死吧？她对您太有用了。等她一死，您想想您在女儿面前是什么处境。您得给欧叶妮报账，因为您跟您太太的财产是合在一起的。您的女儿到那时就有权要求分您的财产，就有权卖掉弗洛瓦丰。总而言之，她继承她母亲的财产，而您是不能继承的。”

这些话犹如晴大霹雳，格朗台对法律不像对商业那么熟悉。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共有财产要拍卖的问题。

“所以我劝您对女儿客气些，”克吕旭总结说。

“可足您知道她干了什么事吗，克吕旭？”

“什么？公证人很想听格朗台老爹的心腹话，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吵架。

“她把金子送人了。”

“那，金子是她的吗？”公证人问。

“你们怎么全都这么说！”老头像演悲剧似地垂下了手臂。

“您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克吕旭接着说，“就不打算让女儿在她母亲死后对您作出让步吗？”

“啊！您把六千法郎的金子叫做微不足道的小事？”

“哎，老朋友，您知道如果欧叶妮要求清点和平分母亲的遗产，您得破费多少吗？”

“多少？”

“二十万、三十万、甚至四十万法郎！为了知道共有财产的实际价值，不是就得拍卖吗？可是，如果你们爷儿俩好说好商量……”

“爷爷的刀！”葡萄园主叫起来，脸色发白地颓然坐下，“等着瞧吧，克吕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