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在世时，曾经跟我说过，她在云南有个堂兄。

母亲堂兄的儿子，我们叫作表哥。大姐见过其中的二表哥，经常给我说起。说是在云南，已经是港商，但常住在昆明。我往来于滇西北道上多年，穷在深山，生怕去叨扰富贵的远亲，因而一直未去拜见。

后来昆明的一家媒体偶然访谈了我，发表出来被表哥看见，他知道我在大理，便要我借道昆明时，一定去家里小酌。我先是抱着礼节性拜望的意思去的，两手空空，在大街上见到了我素昧平生的二表哥。但见六十岁的他，一身休闲装，大大咧咧，腰圆膀粗，步履生风，完全看不出一点老态。他把我带进他的私立艺术学校，不卑不亢地落座，一杯清茶，两弟兄完全不像是平生的初见——直接就开聊了……

他的父亲是我外祖父的亲侄儿。我外祖父抗战期间驻守昆明时，他父亲是副官。他的外祖母是湖北天门的华侨，二战时，他的外祖母和母亲随着英军撤侨的军舰，从非洲穿过亚丁湾来到印度，后来经缅甸回国。就是在昆明的湖北同乡会上，我外祖父将我表哥的父亲介绍给了他的母亲，才有了他们一家几姊妹的诞生。

表哥行二，上有一兄，下有俩妹。我坐牢时，他和其父去见过我的父母，但我现在已经见不到他的父母了。我们两家各自在这个时代的遭遇，也可谓异曲同工，各有各的悲辛艰难。那一夜我们哥俩由茶到酒的长谈，至今想来，仍觉心底的哀婉悱恻。而我和他，则似乎是这个庞大家族中，最为相似的两个后人。我们各自的野蛮成长、惊心动魄的青春游历，竟然也是那样的令人血脉贲张……

二

抗战胜利凯旋之日，我的外祖父作为邱清泉的黄埔同学兼参谋长，并未跟随邱部转赴东北内战。他接管武汉警备之后，表哥的父亲（我应该叫大舅父）也随之留在了武昌法院，那时，他的家人仍旧还在昆明。武汉易帜前夕，我外祖毙命于鄂西道上。表哥的父亲一看大势不好，也急忙卸甲赶回了昆明。

表哥的母系，是一个很庞大的华侨世家。他的外婆育有众多子女，分别在南非、欧洲、印度、香港、越南和缅甸经商。龙云在昆明起义前夕，表哥的母亲和外婆，就动员他的父亲带着全家逃亡。他们完全可以经由越南到香港，他母系这一支人是见多识广的商人，也习惯了这种乱离生涯。但是，他父亲却觉得共产党不至于为难他们，遂阻止了大家的再度迁徙。

新政权初夺天下，各地都会马上招募识文断字的人为其服务。表哥的父亲进入了供销社，短暂学习之后，分配到曲靖乡下。昆明是和平解放，前国军人员最初并未立马清算，因此他躲过了1951年的镇反运动。但天下底定之后，众多的国民党官员未能撤往台湾，很多进入了新政府任职，其中也不乏潜伏分子。于是在1954年，又开始了让人闻之色变的内部审干和肃反运动。

这一次，我这位大舅在劫难逃，被捕入狱。经过一年多的严审，最终发现他只是文员，并无血债，于是放出来继续就业。但是，随着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兼并开始，社会出现了颇多怨言和对立情绪。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

同年4月，公安部报告说，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众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和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造谣惑众，制造骚乱和暴动；资产阶级中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进行报复破坏活动；一部分反动富农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各项中心工作”。于是，中央指出，必须“严厉镇压一切敢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着重反对该捕不捕、该判不判、重罪轻判和该杀不杀的右倾情绪”。

于是，史称“第二次镇反”的运动又开始，表哥的父亲再也难逃天罗。所幸，老实巴交的他只是被捕判刑，没有绑赴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