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章诒和大姐忽然来电话，兴冲冲地问我故乡是叫利川吧，答曰是。她又问那你认识一个叫谭宗派的老人吗？我笑问：您怎么会知道他的啊？她说她第一次回故乡安徽，在那里的一个故老，和她谈起了我的家乡，并向她推荐了老谭——说这是一个埋名深山的高人。我对章大姐笑道——这是我的至交，没有人比我更熟知其人其事，其悲辛的一生……

老谭——我一直叫他老谭，与我忘年相交三十余年，其实算起来，他应该是我的父辈人物。从80年代初开始，我们就这样没大没小地订交起来，故乡街面上，鲜有不知我与他的深厚渊源的。那时，我是县教研室的菜鸟科员，他是县志办打零工的编辑写手。而他刚刚出狱未久，彻底平反的申诉，还正在频繁奔走苦求之中。

他是50年代利川的文学作者，我是80年代山中的文艺青年。整整两代人，却因为闭塞艽野，有此同好者非多；虽曰萧条异代，竟然也一见如故地相知相惜了。那时我大学归来，青春泼皮，在小城横来直去，很有些挥斥方遒的公子哥恶态。老谭则是身形魁梧，却一身寒素。二十年深牢大狱回来，还不免有种劫后余生的谦谨——但那表面的恭顺与和蔼背后，我依然能觉出其中的傲岸。在山中，他这样一个50年代初的州府一中的老高中生，骨子里是眼空无物，且不与人群的。

二

老谭身高一米八，与我初识之日，不过四十有六，正当壮年。那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拨乱反正，社会略显松绑。牢释人员的他，尚待政府更名其贱民身份，但依旧对未来积极乐观，似乎看不出丝毫怨恨。他镜片后面的小眼，总是笑意盈盈，和我们诗社那帮小混混，也多能玩笑一处。因为贫困，他从不烟酒。

其时，我和一帮兄弟在创办地下诗刊《剥枣》，老谭虽非社中同仁，但却是积极的参与者。我们组织诗会，则更多仰赖他的协助。他在劳改队办展览，练就一手标准的美术字，但凡写大字会标之类，全看他一个人在那儿画字并剪贴。我们有些活动偏激，他便在一边善意警告——我深知他的冤狱始末，也理解他的那种寒心和余悸。

我和他走得更近，是因为我调到宣传部之后，计划编写一本话说利川的闲书。我强调必须借用老谭，上级开恩，就成全了我这一企图。于是，我和老谭得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一起出入整个县域的乡村山水之中。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了这个隔绝世界二十年的流徒，对故乡民俗文化和文史的烂熟。

他带着我走乡转村，深入边僻之野，访古问道。通常，在那些崎岖泥泞中，我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昂首阔步。他初出狱那两年，就是挑着担子，凭借一个漆匠的手艺，镇日行走在这样的艰难之中寻觅口粮的。他熟知哪里有风景，哪里有遗贤；他指着沿途的墓葬告诉我，这是巴人的悬崖穴墓，那是拾骨葬的古俗，这是苗民的合墓，那是古代汉民的庐墓——把坟墓安在家里堂屋中以示敬祖的古礼。

那时乡下没有招待所客栈之类，我们总要借居农户，搭伙寒门。老谭总是很快就能和山胞们搭讪熟悉，会将干净一点的床铺让与我睡；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则是抵足而眠。他熟知一切土家的民俗风情和礼仪，会唱山歌孝歌和号子。他仔细教我分辨哪种是石工号子，哪种是抬丧号子。可以说，关于故乡的那些民间文艺，我的知识多半取之于老谭。

三

1983年的老谭，终于在他的固执申诉下得以改判无罪。国家没有任何赔偿，当年陷他于狱的警察和法官，没有任何道歉。但是，他终于获得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安排到工艺美术厂，再调入文化站、文管所，还算是用其所长。

老谭的妻子，是其出狱之后娶的一个极端贤良和勤劳的农妇，靠摆摊卖亲手腌制的泡菜腐乳之类，勉强帮老谭贴补家用。他中年得子，白屋之中，珍如珠贝。老谭见我喜欢那孩子的顽劣，便送给我做“教子”，几岁的娃娃，呀呀欢叫着我这个尚是童男的“教父”。按民俗，这样的易子而教，也需行一个简单的古礼。老嫂子专门备了一桌好菜，我则给孩子送去一套读物和一把玩具剑，意思是要他长大也明白书剑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