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死刑——这两个字，在键盘上敲打的时候，手就突然开始颤抖。十指似乎如溺水者的慌乱，在虚空中挣扎。我在人世间讲述时代的故事，却一直不自觉又仿佛在刻意地回避着这两个透着血腥的字眼儿；仿佛要到血已冷却的阴间，才适合此类残酷的讲述。

近来，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又突然变成了大众的热门话题。因为死亡并不发生在他们身边，他们无须直面汩汩冒血的弹洞；他们的袖管不曾沾染上血痕，便觉得今生不会发生噩梦。无论主杀主赦，多数人并无与具体生死者面对面探讨的经验，也因此这些形而上的争论，会显得无关乎个人的痛痒。

二十年前，与我抵足而眠的人，有六个被绑赴刑场。他们的故事我烂熟于胸，每个人临刑前的挣扎，至今犹历历在目。2009年我与法学家贺卫方先生出游，我曾经边开车边向他讨教这一问题——他是主张废除死刑的学者。他说没有任何一种调研数据支持“死刑可以恐吓犯罪，废除死刑将会增加犯罪率”这种说法。

他是我敬重的同辈学人，于是我在漫游的路上，开始首次讲述下面这个故事。

二

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在汉口宝丰路的背街里面。这是一个令湖北所有的刑事犯闻之色变的地方，只要听说是送到“一所”，就知道最好的结果可能将是无期徒刑了。江湖行话称这里是——死、缓、无的码头，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看守所的概念很多守法公民一直不懂，简单地说，就是等待开庭判决的嫌疑犯被羁押的地方，简称“号子”。蹲号子的人犯比劳改队的犯人要苦十倍，因为除开放风一刻钟之外，吃喝拉撒以及繁重的手工劳动，都得在狭小的房间里进行。号子是不能接见亲友的，也不能写信看书和抽烟等。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密闭的罐头，所有人在这里渴望死亡和早日判刑。人的尊严和权利意识，不需要到监狱，先在这里就把你摧毁掉。全国普遍发生的各种“躲猫猫”死亡事件，一般也都是发生在号子里。

我住的六号监舍，正对着值班室，是重中之重的犯人待的地方，于是我得以近距离接触不少死囚。我们号子的面积大约是三米宽四米进深，一张通铺占半间房，上面要肉挨肉睡六个人。另外一半面积是劳动洗漱吃饭和排便的地方，没有任何隔离。厕所是蹲坑，却不是冲水式的，而是在上方半尺高的地方，安装了一个冷水龙头。号子里的全部用水，都得在这个便槽里解决。因此洗衣洗碗洗脸洗澡和冲厕所，大家都要在蹲坑里解决——这里被犯人们每天擦洗得像六星级饭店一样干净。

六个人都是重刑犯的话，谁来掌握号子的话语权呢？谁又来当洗厕所的苦力呢？江湖当然有一套规矩，这个另文专述。在一般的看守所，死囚多有做牢头的。但是在一所，因为死囚太多，大家司空见惯，也就要凭另外的本事了。90年代的初冬，我们号子刚刚送走了一名死刑犯，大家正在盼望来一个新犯人洗厕所，这时，铁门被“哐当”打开了。

三

推进门来的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唇上没有胡子，还有一抹茸茸的胎毛。面相很端正，低眉顺眼的透着清纯和质朴。穿着单薄的衣衫，里面却又套着一件梦特娇的毛衣。他无须开口，这些老犯人基本就能看出——他来自农村，年纪不到二十；肯定不是街头混混，人很老实。那他为何会来到恐怖的一所呢？小偷小摸坑蒙拐骗都来不了这里，那他一定是杀人了。

新来者一般都要接受老犯人的讯问，他很知道规矩地蹲在厕所边，不敢正眼看床上坐着的五个前辈。询之，他一一嗫嚅着回答。他叫罗小毛（姑隐其真名），刚刚十八岁半，老家是郊区黄陂县某村的，因为杀人罪被捕。老犯人笑道，你这熊样还能杀人吗？为什么杀人啊，杀死了吗？杀的谁啊？他吞吞吐吐地说，因为打架，他打我，肯定杀死了。追问对方是谁，为什么要打你，他却忽然哭了起来，哭得十分伤心。大家看他确实太小，就没为难他了。

罗小毛确是穷人家的孩子，看起来很懂事。由于转来一所之前，已经在分局的号子里待过几个月，所以完全不需要指点，就知道自己要去做卫生，常常做着做着自己就忘记了自己是杀人犯，独自用黄陂腔哼起小调来。大家便笑，他顿时脸红，打住不语。我们的手工活是糊火柴盒，每人每天必须完成3500个，一般要到天黑才能收工。白天干活大家多是谈笑风生，或者互相讲述犯罪经历以及江湖故事——行话叫“混点”，也就是打发时间。到了收工之后睡觉前，才往往是各自陷入自身命运思考的时候。我经常发现这时的罗小毛，会独自悄悄对着铁窗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