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孙犁中学时代景仰的另一位左翼作家。他选注的《庄子》、他的《蚀》三部曲——《幻灭》、《追求》、《动摇》，以及后来的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现实主义的巨著《子夜》，孙犁都一一拜读。他十分赞赏茅盾的大手笔，赞赏作家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装书小记》《孙犁文集》第四卷）。

孙犁后来在总结他在育德中学的读书生活时曾这样说：

“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孙犁文集》第六卷）

孙犁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写过两篇小说，发表在学校的《育德月刊》上。这两篇小说揭露了旧社会旧道德的罪恶，宣扬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新的道德观念。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地影响着孙犁这个文学青年，他要以文学为武器，参与变革社会的伟大斗争。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冀中农村出生的孩子，在社会风云的影响下，经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树立了正确的文学观念。一旦具有适宜的土壤，这粒文学种子，一定会发育成一棵文学的参天大树。

中学毕业以后，孙犁无钱继续升学。他怀着当作家的愿望，来到北京谋生。他遵照父亲的意见，报考过邮政局的职员，结果未被录取。于是，他在大学听讲，到图书馆看书，给报章杂志投稿，过着十分清苦的流浪生活。后来，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谋到了一个书记员的位置，但很快就被挤掉。以后又在一个小学里当事务员。这些仅是他谋生的手段，他的兴趣和爱好完全在文学方面。他阅读左联出版的各种刊物，阅读进步书籍，《文学月报》、《北斗》、《奔流》，他几乎是每期必买的。他就是带着这些杂志上班，晚上又带着这些杂志回到寓所夜读。孙犁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沉重了，我们要呼喊。”在北京期间，他写过不少东西，但多数没有被采用，只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和一篇一千五百字的短文，在那首诗里，孙犁揭示了“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的严酷事实。这是孙犁在文学事业上跨出的第一步，是他第一次小小的收获。

1936年，芦沟桥事变前一年，孙犁由同学介绍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当小学教员。同口是白洋淀的一个大镇。孙犁在这里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关心中国新文艺的发展，阅读大量新出版的作品。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把魔爪很快伸到了孙犁可爱的家乡。孙犁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青年，走向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战场。

1938年春，孙犁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抗日政府。抗战爆发以后，冀中平原沸腾了，人民揭竿而起。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敌后武装斗争。孙犁以文学为武器，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他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接着他又选编了《海燕之歌》，搜集国内外的进步诗歌，汇编出版，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他选编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将他前几年学习的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整理摘录出版。在《冀中导报》上，孙犁又发表了《鲁迅论》。这样，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通过孙犁得到宣传和发扬。

除了用笔参加战斗，孙犁在冀中根据地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他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当教员，主讲抗战文艺，并受院长杨秀峰委托为学院写了校歌。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日子里，孙犁还带领剧团，串乡演出。不久，他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来到边区机关的所在地阜平，当了记者。阜平山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常常食不得饱。孙犁后来回忆说：“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孙犁还说：“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吴召儿》《孙犁文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