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散文，是人生的诗。

孙犁的散文，以真挚的感情，写他所经历的人和事，他所生长、战斗过的地方，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的散文，带上了明显的自叙传色彩。

孙犁的散文，犹如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以朴实平淡的文字，构筑诗情画意，没有浓烈的色彩，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词，朴实中隐含着炽烈，平淡中流露出深情。

孙犁是用诗情去拥抱人生的，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人情味；孙犁是用真诚去探索人生的，他的散文是对真善美的探寻和呼唤，反映了作家高尚的艺术情操。

孙犁经历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大变革时代。1913年，孙犁降生在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北方农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这里依然是那样贫困、落后、闭塞。孙犁的母亲前后生过七个孩子，只留下了孙犁这枝独苗。他的父亲，十六岁出外当学徒。后来赚了钱，在家置了地产，逐步走上了小康之路。在闭塞的农村，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孙犁的父母是生性善良、安分勤俭的人。母亲经常教育他：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我一直记着这两句话。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告状，打官司。”孙犁自小就受到这种价值观念的熏陶。

孙犁的童年，体弱多病。但他仍和其他孩子一样，田里爬，土里滚，挖野菜，捉虫子，天真无忧。尽管生活并不愉快、幸福，但孙犁后来却回忆说：“童年，我在这里，看到了雁群，看到了鹭鸶。看到了对艚大船上的夫妇，看到了纤夫，看到了白帆。他们远来远去，东来西往，给这一带的农民，带来了新鲜奇异的生活感受，彼此共同的辛酸苦辣的生活感受。”生活虽然异常艰辛，但孙犁年幼，正像他后来所说的，“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所以，童年在孙犁那里，留下的是田园诗式的美好回忆。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孙犁进入了本村的一所初级小学读书。但最吸引孙犁的，似乎不是学校的功课，而是民间的评书。他常常被吸引去听《呼家将》、《七侠五义》，在评书的引导下，从十岁开始，他阅读《红楼梦》、《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从这些古典文学名著中，他吸收了丰富的文学营养。

念完本村的初级小学，孙犁到父亲经商的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安国古称祁州，是北方有名的药都。在那里，孙犁受到了五四进步思潮的启蒙。《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一大批新杂志，使孙犁眼花缭乱，叶绍钧、许地山、刘大白等的小说和新诗，使他“眼界大开”，也满足着这个农村孩子的强烈的求知欲。

1926年，十三岁的孙犁考入了保定的育德中学。那时，北伐革命的风暴已经震动了这座北方古城。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视野的扩大，孙犁开始朦胧的觉醒。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开始接触社会科学著作，阅读马列主义书籍，阅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著作，《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的散文、小说，都是他十分爱读的。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给了他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就专门阅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作品，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在《萌芽》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他对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聂维洛夫十分喜爱，因为他描写的是农村生活的故事。孙犁后来回忆说：“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正是这样，孙犁阅读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如杨东苑的《中国文化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乃至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杨树达的《词诠》等等。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这种“取法乎上”的选择，对孙犁的成长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不满二十岁的孙犁，还未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就接触了社会学术的最高水准。他也关注着文艺思潮和有关社会问题的争论。发生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和胡秋原、苏汶的争论，孙犁都通过报章杂志及时了解。他曾说，读了这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孙犁在青年时代对鲁迅著作的热爱，可以说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鲁迅的杂文，他读得很多。在新出版的杂志、报刊上，他可以凭风格认出哪些是鲁迅化名的文章。孙犁不断地、自觉地从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鲁迅高尚的人格、情操，鲁迅为人生的文学主张，鲁迅的同情弱小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孙犁的思想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