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部的老任我总是不敢接近他，这个南方人说话含糊不清，阴沉个脸，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我问过福印，福印也说不清他的来龙去脉，说好像是地区水利局的干部，也是犯过什么错误，才到了县上又到了水库上。指挥部所有领导的家属都先后来过，惟独老任没有。他有没有家属这是个谜，但谁也不敢问他。有一次，从苗沟下游两边山梁上负责开挖水渠的曹爷——他是我的本族，辈分高，我得叫他曹爷的——来到指挥部，带了一大篓软柿子，要我去找老任也来吃，我去了老任居住的那个小屋。小屋在指挥部办公室后的山坡上，门开着，老任就坐在门槛上望对面坡梁上的一丛杏树，嘴里叼了烟。他完全是下意识的，一根纸烟吸完，手里就把另一根纸烟揉搓着，待这根吸到一寸长了，烟屁股就接在另一根的烟头上，竟一连三根吸过了还没有注意到我就站在小屋旁10米之外。我终于咳嗽了一下，说：“老任，老任，曹爷叫你的！”他怔了一下，看见了我，纹丝不动，说：“是你曹爷可不是我曹爷！”我说：“是我曹爷，他让你去吃软柿哩！”他披着衣服就往指挥部办公室去，却要我把晾在屋后石头上的一件衣服收了放到屋里去，免得起风吹跑了。我收了衣服第一次进他的小屋，小屋里零乱不堪，但桌子上却有一只大海碗做了花盆，里边栽着一株花，花开得红艳如血。这使我十分吃惊。农村人，甚至在农村工作的干部，从来没有人养花的，而他这么一个黑脸大个子，都认为严肃得没了情趣的人竟养一盆小花?！半年之后，老任调走了，曹爷从水渠工地上又来到大坝工地，他住进了老任的那个小屋。我和曹爷的关系是亲密的，他喜欢打猎，用鸡皮包了炸药做成丸子状，夜里去山根放药丸炸狐狸就把我带着，我们说过一次老任。曹爷说，老任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学得一肚子的本事，可毕业后却没有用武之地，他发过牢骚，提过意见，因此受过批判，从此人就蔫了。曹爷说到这儿，指着对面坡梁上的那丛杏树，说：“你去过那树下吗？”我说：“没。”曹爷说：“老任说，他每天对着那树看，树给他说过许多话。”我说：“这不可能，树怎么说话，树成精啦？！”我去了山梁上看过那丛杏树，树上结了小而涩的山杏，树并没什么特别处，我就估摸老任是神经上有毛病了。后来李治文在办公室偶尔说过一次老任调走是因为夜夜失眠得厉害，我就得意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了，但老李哼了一声，说：“你这娃！怎么给你说呢？”他到底没有说。

李治文和我们嘻嘻哈哈混熟了，我们也就没高没低没大没小，学他在民工大会上讲话的声调，学他鸭子样的走路。他夸奖我的文章，说等水库修成了，他要推荐我去县革委会宣传部写材料。但他的毛病是爱修改别人的稿子，先是他怎么改我都没意见，后来他改过了我觉得不妥又恢复原状，他就生气了，说：“你以为我这样改动不好了吗？我在宣传部工作时乃是县上‘第一支笔’！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致敬电是谁写的？我写的！”李治文最终没有把我推荐到县宣传部去，因为水库还没有修起我就去上大学了，而上大学他是竭力支持的。他甚至在召集水库工地有关人参加的推荐会上，为我说了一大堆赞美话，说我的写作水平超过了他，是个人才，应该去深造。大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回故乡时专门去看过他，他那时发福得厉害，搂抱我又搂不住，两只短短的手在我腰际使劲地拍，说：“毕业后一定回咱县吧，你就到宣传部来，咱们一块写材料。你会成为‘第一支笔’的！”毕业了，我没有回到丹凤县，因为陕西人民出版社来学校把我要去了，我从此有了西安户口，是西安城的市民了。但我再次回到丹凤，苗沟水库已修好，他却去世了。他的老家在很远的深山里，我没有去他的坟上奠杯酒，只是伫立在寒风里，面向他家的方向，默默地祈祷他的亡灵安息。眨眼又过了10年，我采风去了一个边远的小县，小县里宣传部的一位干事发表过一些文艺作品与我相识。他接待了我一个礼拜，讲了许多关于宣传部的故事。那时，他并不是县上的“第一支笔”，但号称“第一支笔”的那位住院已经3天了，3天里昏睡不醒。当时北京的一位首长要来视察工作，“第一支笔”的任务是必须尽快拿出一批汇报材料。可怜那人就拿了五条纸烟住进了县委招待所，7天7夜没有出那间屋子。材料是写出来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认为这里没有写足那里没有写够，意见提了一大堆。“第一支笔”又关起门修改了两天。第三天，北京的首长到了，“第一支笔”回家去睡觉，但却怎么也睡不着了，送进医院，注射了针剂，睡着了却3天3夜不醒。我的朋友领我去医院看望了那“第一支笔”，他还昏睡着，守在床边的老婆流着泪，悲哀着她的丈夫，说他几乎搭上了命写就了那么多材料。据说首长听了一个小时的汇报后就不愿听了，提出要到一些乡社实际去看看，那一堆材料就没用了，成废纸了。出了医院门，我突然想起了李治文，暗暗庆幸着我没有分回县上的宣传部，没有成为县上的“第一支笔”。

我的日记本里记载了身边发生的故事，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写到他，并且要看看写出的他是什么样子，但指挥部的炊事员却惟恐我写了他。他说：“你写了我啦？”我说：“没。”他说：“顺政说你写了我啦。”我说：“人家是逗你的。”他说：“你不要写。如果你写，你一定得写我是英雄人物！”但我确实没有写他，他不可能是英雄人物，他只有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每天民工上了工地，指挥部办公室里就留下我和福印，还有电工房的小巩，我们正油印着战报，他从厨房里唱着戏走到办公室来，汗水光亮地在秃得没了几根头发的脑袋上，

肩头上搭一条毛巾，进门往长条凳上一蹴，必然开讲他的锅盔烙好了，锅盔烙得多么黄，或者是今天吃哨子面，面擀得一窝丝似的。我是烦他说这些的，他说起这些只能使我觉得肚子饥，不理他，福印也是笑而不答。他见没人理他，就去打开指挥部惟一的那台收音机，而且音量拧到极限，立即就能招引来一些人，最早笑嘻嘻来的就是关印了。关印是棣花民工连的愚人，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但他是最能出力的，什么苦活脏话，只要说：“关印你去干吧，今日灶上做了烧饼，多给你吃一个！”他说：“说话要算话哩”，“嘿嘿嘿”笑着去干了。他是工地上连续五次评选出的先进分子。“先进分子”在几日前的施工中被石头砸了脚趾，闲下来了，一听见收音机响他就“嘿嘿嘿”地踱过来。关印一来，炊事员就要作践他了，问他想不想媳妇？说想。又问哪儿想？说头想。炊事员就说：“头恐怕不想，是这里想吧？”用柴棍儿捅人家的交裆。然后摇头说人活到这个样有什么活头，就只会吃饭和干活，“当年我在县上给王主任做饭的时候，他家……”他又开始讲他的光荣历史了，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过给王主任做过饭，无非是王主任爱吃捞面，吃得满脑袋汗水，还要喝一碗面汤，不，面汤应该叫“银汤”。王主任嘴是方嘴，屙屎也是方的。还有，王主任的一个侄儿，在省城工作，坐着飞机上班的，读砖头一样厚的书。我说：“关印是先进分子，你就这样作践他呀？这一期战报上还有写他光荣负伤的报道哩！”炊事员就不言语了，闷了好久，却又问关印：“脚还没好？”关印说：“没。”他说：“去半崖上撬石头，别人不敢去，你却去了，你是怎么想的？”关印说：“我想，总得有人去吧，我就去了。”他说：“不对，你一定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不是？”关印说：“我背不过那么长的话。”他又摇摇头，越发看不起关印，说：“你去把厨房里的那个猪头拿到河边退毛去吧，煮肉的时候，你来啃骨头！”关印真的提了猪头去了。我和福印“哈哈”大笑，说你还真懂得采访嘛！他说：“跟啥人学啥人，要叫我当领导我不比老任差！”但偏偏老任就从门前小路上回来。老任一定是听见了他的话，但老任黑着脸没言传。他赶紧去厨房给老任端了洗脸水，老任没有理，也不洗脸，问：“什么饭？”他说：“你爱吃锅盔，专门做了锅盔，熬的稀饭，炒了酸菜！”就端饭菜上来，又去取筷子；似乎为了干净，竟将筷子在他的胳膊肘内擦了擦。老任就火了：“谁让你这样擦筷子？你那衣服就干净吗？！”他瓷在那里，满脸通红，我和福印就抿着嘴笑，小巩还嘴里啧啧咂着响，幸灾乐祸。他一怒敲了小巩的头，骂道：“响你妈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