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迷信，我认为婚姻永远是一种缘分，甚至你一生认识谁，坐公共汽车、看电影和谁靠了座位，那都是早已注定了的。世界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每个人其实认识和交往的也就是那么六七个人，婚姻或许就在所认识的人中完成了，或许莫名其妙地远在千里之外。我也相信，人是气味相投的，而婚姻关系的产生，更是有特殊的气味。磁铁对于钉子有吸引力，对于木块却毫无感觉。我那时毫无道理地爱上那个叫我叔的人，便认作了她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聪明的女孩儿，以至于不久后我的同学郭长来也来到了水库工地，我和他坐在工地的山坡上，我说出了我心中的秘密，长来“噢”地一声不言语了。他的反应令我不快，追问他对她的看法，他说这不可能：一、虽然是干亲性质，但毕竟有辈分；二、住得太近；三、你们话没有说破，即使说破，她也同意，两个家庭肯定都有阻力，家族的隔阂由来已久，更何况你家现在的情况；四、她长得并不漂亮。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而对于他认为她不漂亮的话我几乎生了气。我怎么咋看她都漂亮呢？我那时还没有真正读过《红楼梦》，以至数月后去县城大姨家偷拿走了表哥的一本《红楼梦》，只匆匆翻看了后半部，而且将所有诗词空过去。但我总觉得我与她前世是有什么孽债要还的，多少个傍晚坐在山根的河边，眼瞧着石头和石头边的山桃树，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石头上而把她的名字刻在山桃树上。上了大学后，我第一次完整地读《红楼梦》，读到了木石之缘，我之所以吓得魂飞魄散，就是我想起了我所经历过的这段恋情。

在演出队里，有一个能人，他叫任仕，不但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好笛，还会谱曲，演出的节目都是他导演的。起先因为与他熟了，可以去演出队找他，便趁机能见到她。但与他熟起来了，我们就成了知己。所以，后来每当演出，我就坐到了台后，任仕分配我的任务是隐身于幕侧给演员传递台词。化了妆的她美艳无比，没她的节目，她就坐到我的旁边，嘴里嗑着南瓜子——房东家种有许多南瓜，瓜子晒在窗台上，我总是偷偷要拿许多送她，这是我惟一能送她的东西——她咧开棱角分明的嘴，用一排白牙磕瓜子，“扑”地一下吐瓜子皮的样子让我觉得美妙极了！但她却不需要我传递台词，我惊奇她白天也要劳动，在工地上跑，那些台词是什么时候背诵下来的？到了10月，天气就凉了，穿上夹袄也冻得身上起鸡皮疙瘩。县上来了通知，要一个月之后举办文艺调演，各公社必须要出一台自编自演的节目。棣花公社当然也得进行选拔，任务下达到了各生产大队，也下达到了水库工地，任仕和福印就自然而然地承担了重任。任仕让我创作剧本，他谱曲配乐，我俩几乎在一个星期里创作了全部节目，虽然内容都是与水库工地有关的独唱、合唱、快板书、舞蹈、相声。排演了10天，先在工地演出，大受欢迎，连演了三场。去公社选拔演出，又获得第一名，可以上县里去调演了。这台节目，使我的声名大震，也赢得了演出队女演员们的青睐，我已经能自自然然地去排练室和她们说话了。

演出队里最活跃的还有一个姓田的女子，她与我爱着的那个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安静，一个好说好动；一个穿着朴素，一个打扮艳丽。我对她是敬而远之的。每每见她穿了一件新的衣裳，或头上别了一只好看的发卡，就想我暗恋的人如果也能有，那该多好。乡里的孩子叫自己父亲为“大”或“大大”，惟独她说起她的父亲是“我爸”如何如何。因为她父亲是一个区长，县上的高干。我是听不惯她说她爸的，工地上的人几乎都认为她是长得最好看的人，但我不认为，我们也就客客气气地相处着。调演结束后，我一连十多天没有见到我暗恋的人；再去演出队，也没了往日的活跃。姓田的说：“没有一个人了，你就蔫成这样？”我说：“什么人？”她偏不说，拿手指戳自己的脸来羞我。我说：“你这么糟践我，我真的要蔫啦！”坐在那里像一堆抽了骨头的肉。她说：“我再给你说一件事，你就跳起来啦！”我说：“你说吧。”她说：“据可靠消息，她和一位现役军人订婚啦！这位现役军人你可能也认识，叫。怎么样，你黏黏乎乎哩，煮熟的鸭子扑棱棱飞啦！”我真的站了起来，但我没有歇斯底里，我笑笑地看着她，但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问了一句：“你听谁说的？”又坐下来，说：“是吗，我煮什么鸭子了，扑棱棱飞啦？她是把我叫叔的……”我在工棚里的草铺上睡了一天，睡得眼泡发肿，照顾我的是长来。我的初恋就在这种暗恋中结束了，我恨我没有及时说破对她的暗恋，也没了勇气再去找她，因为我没有与那位现役军人可以抗衡的条件。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长得又英俊，而干扰和破坏军婚在那时是要坐牢和杀头的，何况我还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

此后，她真的再也没有来工地，我依旧本本分分地编印我的工地战报，那日记本却快要写满了。我开始搬出了工棚，和新来的炊事员合铺睡指挥部的办公室。炊事员说，我常在梦中说胡话，说：“她漂亮。她肯定漂亮！”又是一天，弟弟再次来叫我回家。回家了，正是午后，母亲将一身旧衣服洗浆之后，又在捶布石上捶得平平展展，要我穿上去茶坊村我的一个亲戚家去。我问去干什么？她说亲戚给我物色了一个女的，约好今日相面的。我不去，我心里正难受着呢，我觉得世上没有比她更好的人啦。母亲骂着，须去不可。去就去吧，但我坚决不穿那浆洗过的衣服，就是随身的一条短裤，一双破布鞋，一件背心，背心背后又破了，是母亲拆了一个口罩补上去的。我说：“我就这样，她愿意了就愿意，不愿意了拉倒！”事后我才知道，在家的父母为我的婚姻可着了大急。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如不抓紧，有可能就打一辈子的光棍儿。他们托了所有的亲戚四处物色，只要人家不嫌弃我们家庭，人无论怎样都不在乎的。我步行了5里路赶到亲戚家，她立即让我洗了脸，还替我梳了梳头，说：“一个夏天，你倒晒黑成茄子啦！”就去叫那女子。屋子里光线很暗，我坐了半天不见人来，倒困起来趴在炕沿打盹啦。这时门被推开，亲戚引着一个女子走了进来。我估摸那女子从外边进来，一时是看不清我的，但我却看了她一眼，心里像泼了水一般凉。她中等个儿，穿一件蓝地碎白花褂子，脖子下的纽扣扣得很严实，一条蓝粗布裤，也洗浆得有棱有角，脚上是一双自纳的黑条绒面儿的偏带儿鞋，是新的，似乎有些小，鞋口紧紧勒着脚面的肉。她的辫子粗长，像蛇爬在背上，一个眼睛有毛病，好像不对称。她像猫儿似的在一张桌子的那边条凳上坐下，头就垂下去，额上流着汗。亲戚借故去自留地，走时还把门拉闭，屋子里越发黑暗了。我们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没有说话，但两个人都不自在，我在炕沿上已经换了几个坐势了。我终于把一把扇子扔给了她，我说：“你家不远？”她说：“不远。”我说：“你叫个啥？”她说：“我名字不好听……以后你就知道了。”我说：“多大啦？”她说：“17，虚岁18啦，我生日小。”两个人又没了话，憋了许久，我浑身热起来，又不知再说些什么。我说：“你热不热，嫌热了你把脖颈下的扣子解开。”她脸一下子通红，抬起头瞪了我一眼。她的一只眼确实有问题，是小时候跌伤过还是生过什么疤？我没敢问。我说：“我是农民，怕一辈子都会在农村的。”我说这话时是低头说的，要等待她的回答。但她没有说，我抬了头看她，发现她正在看我。她立即又低下头，低声缓气地说：“谁不是农民呀！”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了。我又问：“你属啥的，几月几日生的？”她这回立即说：“你还信这个呀，算大相合不合吗？”她这么一说，我倒不知怎么办了，慌乱中应道：“这倒不是……我是个日巴刷！”日巴刷是一句土话、脏话，意思是没人像、胡来哩。我说完就后悔了：我怎么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却又想，说了就说了，反正这件事是不会成的，也无所谓啦！这时候亲戚在门外咳嗽了几声，随后推门进来，我们两个都站起来。亲戚说：“没喝水呀？”她没有给我们倒水，家里似乎也没看见保温壶。我们说：“不渴的。”那女子就走出了门，亲戚也厮跟了出去，两个人在门外“喳喳喳”地说话。过一会儿，亲戚进来，笑吟吟地说：“人家女子同意了，你呢？”我没有想到那女子竟这么快就同意了，我甚至怀疑她是否看清了我！我说：“这我拿不了事，要给家里人说哩。”亲戚说：“你倒不如那女子有主意！那好吧，3天后棣花集，我去你家，你们好好商量着。这女子好哩，会针线，知道节俭，是过日子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