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透过车窗，欣赏着令人心旷神怡的醉人的英格兰风景，它就象康斯坦布尔笔下画的那样。

丘陵间平坦坦的原野，被收割过的庄稼的根茬覆盖；秋天的风霜把它一片片染红，再加上刚刚一阵小雨淋过，就象刚刚生育过婴孩儿的母亲的脸庞一样，平静而温柔。一群乌鸦与白鸽在地里安闲地寻找收割机粗心大意而遗落的种粒。起伏的山坡，平缓而舒展，没有突兀和棱角，严严实实地披着一层厚厚的草皮，露不出一点土的颜色。分割开这些原野和山坡的是一些疏格长绿苔的茅屋，尖顶的华丽木楼，树皮搭的牛棚，停放着的小轿车和摩托车，点辍其间；在它上面是无限开阔、白云堆砌、时阴时晴的天空……然后是什么呢？还是草坡、原野、阔叶林、乌鸦、尖顶楼、木栅栏、壮阔的天空和云等等，它们连成一幅没头没尾、看不完也看不腻的画卷。此时汽车的速度为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我不感到头晕，不知由于事先吃了防晕车的药片，还是被这静溢而优雅的异国风景迷住了。几天来，繁忙的访问带来的疲倦，以及简梅给我的复杂、费解、不可捉摸的谜一般的印象，好象都被这飞驰的车子抛在后边，自我感觉，兴致勃勃。

我去诺维赤市，访问一座有名的大学，还要去会见大名鼎鼎的布莱特伯雷教授。

珍妮小姐陪我一同前往。几天来她陪我东奔西跑，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倦意，那双照人的蓝眼睛也很少眨一下，但并非为了公务而强打着精神。她总那么精力十足。在这些天的接触中，我对这位小姐有了进一步了解。最初两天，她那种理性、矜持、淡漠和甩开感情因素的彬彬有礼，叫我受不了。我常常想起一句话：“美国疯子，日本精鬼儿，傲慢的英国人。”看上去，这位毕业于值得自豪的牛津大学的女博士的确有点傲慢。可是昨晚她请我和一位新华社记者吃饭时，我对她的印象有很大的改变。

我一到她家，她就把她的爸爸、妈妈和一位过胖的金头发的妹妹介绍给我，还有一个高大而极其健壮的男人，他的肩膀好象有两人合起来那么宽，亚麻色蓬散的头发和簇密的胡须象鸟巢。他很少说话，大概不善交际，胡须中间厚厚的嘴唇含着憨朴的意味，他总爱抬起手援一下脸颊和腮边。珍妮说，他是一名职业足球队员，我想是没错的；他总去搔腮颊，多半由于在球场上常用手去抓腮边的汗水而养成的下意识的习惯。他既不是珍妮的丈夫，也不是一般朋友，而是她的情人。他们同居-一她说得十分坦然，又理所当然。就象介绍她的妹妹或丈夫一样。我送给珍妮一小盒惠山泥人，她当时就撕开包装，把犯人摆在桌上叫她一家人来看。中国人向来不当着送礼人打开礼物，因此这做法使我感到惊奇；她的菜做得很好，但不向我让菜，我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客气一下，反而没吃饱。告辞出来时，她送我刚到门口，说声“再见”就转身回去，未等我们走下台阶就“啪！”地关上门。这样待客也算是“公事公办”吗？我把自己这些不解之处和想法对同来的记者说了。这位常驻伦敦的记者听了大笑起来，他说：

“你不能用中国人的习惯要求他们。英国人男女自由同居，不受法律干涉。合适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开。如果举行婚礼，再离婚就很麻烦，还得花一笔不小的开销。他们接受你的礼物，必需当着你的面打开，这样做正表示他们懂得礼貌。英国人夙来不爱管别人的事。你的事，“如果你不说，他们很少问；他们请你吃饭，决不让菜，不勉强你，你想吃就尽量多吃，他们反而高兴。你不吃就表示已经吃饱了，如果你假装吃饱，委屈了肚子，便不能怨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