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要登上归程，反而思乡心切，恨不得一下子跳上飞机，但又觉得一双腿是沉重的，迈不动，总象这里还留下什么悬而未决的事。当珍妮小姐对我说：“方先生，欢迎您再来。”我却忽然把手提包儿放在珍妮小姐的怀里，说了声“对不起”就跑进公用电话的小屋，把十便士硬币塞进一个小孔，拨了简梅所在餐馆“钻石酒楼”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个男人。我请他替我赶紧找简梅说话，可是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对她说什么呢；接电话的男人告诉我一个万分意外的消息：

“她遇到车祸，在医院。”

“什么？什么时候？”我大叫。

“今早。”

“她怎么样？请你告诉我。我是她的朋友，从国内来的，马上就要回国。”我说。我感到两条腿发软。

“请等一等，我去请老板和你说话。”

跟着，一个声音沉重的男人用广东腔对我说：

“你是她什么人？”

“朋友。我说--”

“你就是前天早晨去她家找她的那位吗？”他问。

“是的。”我说。心想你就是那几乎裸体的男人！我对以任何方式占有女性的人，一向都抱以难以忍禁的反感。说话也挺冲，“我是向你问简梅的情况，不是请你问我的情况。简梅现在怎么样？”

“噢，你放心好了……”他口气放得乎和一些，不象刚接电话时那么盛气凌人，“她不过给车挂一下，伤并不重。”

“你去医院看过她？”

“还没有……我也是刚听说的。我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没有骨折，很快就能出院。我一会儿去看她。也会把您的问候带给她。”

一口商人腔！他用对付我的口气说话，使我怀疑他隐瞒真情，有欺骗成份。我手握着话筒不知该问什么，他的声音却在话高里响了：“我很忙，对不起，我放下电话了。”不等我再说什么就“啪”地撂下话筒。

“喂，喂！”我叫。已经断线。我再拨就拨不通了。

这时珍妮小姐隔着电话室的玻璃门，向我示意，登机的时候到了，要我马上去。我走出电话室时，脑子极其混乱，大概也表现在脸上了，使得珍妮小姐的蓝眼珠对我诧异地打转：

“你怎么了，方先生？”

我摇摇头，没说话，从珍妮小姐手里接过包儿来，一起向检票口疾步走去。珍妮小姐也不再问我什么。幸好英国人不爱打听别人的私事，这就使我不会因此而多费口舌。人经常有些事是不想对旁人说的。我就这样带着不安、焦躁、一筹莫展的心情默默踏上归途。

简梅到底怎么样？恐怕我永远不会知道实情。她是否真的遇到车祸我还怀疑呢！

机头朝东。我回国了！

回国的人心里都有种幸福感。出国的人当然也有种幸福感。这两种感觉的不同，就象水手们出航和返航。

飞机载我渐渐与家乡里的至爱亲朋们一点点接近。

但此刻我这种幸福感被烦乱的情绪搅得一塌胡涂。舷窗外是漆黑的夜空，机舱的大灯都闭了，许多乘客已呼呼大睡，我睡不着，打开头顶上的小灯，从手提包里掏出笔和纸，给简梅写信，我要把这封信写好，一到北京机场就寄给她。这样可以最快地得到她的回信。

在小灯细长的光束里，我刚刚写了“简梅”两个字，便发现手里的笔是简梅送给我的那支。一支很粗的黑色钢笔。不知为什么，我眼前忽然出现在简梅床上那个头发又长又黑的男人的背影--我始终就没见过这男人的脸；我立即想到这支笔决不是抛弃她原先那丈夫的，就是这老板的！于是这支笔拿在手中就有种别扭的、龌龊的、不祥的感觉。我真想把这笔从飞机上扔下去，可惜飞机上没有可以抛出东西的地方。只好把笔帽套上，塞进提包，又掏出我自己的笔，却怎么也写不出一个字来了。

我默默坐了许久。舷窗渐亮，向下望去，目光穿过轻纱一般的飘飞的烟云，飞机早已飞过繁华又拥挤的欧洲大陆，此刻正在阿拉伯大沙漠的上空横飞；机影在下边平荡荡的金色的沙海上掠过；很快就要飞入亚洲了。

仿佛没有任何原因，我的心头猛然响起莱蒙托夫的两句名诗：

你期待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

你抛下什么，在你自己的故乡？

我感到两颊有些发痒，手一抹，是泪水，咦？我怎么流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