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想不明白，何以湖南士人拥有这样一种群体的性格？他们总爱把自己预置于宏大的宇宙情境之中，渺小的个人空无依傍，遂生出巨大的孤独感，然后浩然正气沛然而出，充塞天地之间，舍我取谁的豪情顿时化作担当牺牲的勇气。现在我想我可能明白了一点点，那就是自屈原贾谊以来，湖南士人只能在苍茫的江湖世界的宇宙情境中去遥想远在中原的家国世界的命运。他们的思想必定从天地廖廓的渺远之道入手，把入世义务和个人责任的终极根据同此苍茫宇宙之大道联系起来，赋予一个永恒的意义。也就是说，士人在家国世界安邦济世的行为，一定要有一个在江湖世界道通天地的哲学依据。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没有正气，没有正气便行不刚烈，行不刚烈则不能成大事。所以湖南士人无论是立志、励志还是酬志，都会习惯性地先把自己放在同家国世界的中心有一定距离的江湖世界里，苍茫独立，寻找终极意义，在巨大的孤独感中养吾浩然之气，然后以比任何人都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走向他与家国世界的斗争。他甚至于连这斗争的胜负都不在乎，尤其是结局的功利目的，那更不在话下。屈原斗争的结局是怀沙自沉，牺牲生命而完成其道德人格；王夫之武力抗清失败，退而著书，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对中国文化进行沉痛反思，完成四百多卷著述，殁后遗书散佚，二百年无人知其名姓，却有一股天地正气长存人间；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殊死作战，屡败屡战，对战争之结局并无胜算，但“奋起以卫吾道”而已！谭嗣同变法失败，自请流血以昌国，甘当死者以酬君。黄兴于缔造民国有首功，每役必身先士卒，最后鞠躬尽瘁，作为民国的道德完人而名垂青史。蔡锷拔剑南天，反袁护国，以一隅而抗全国，“明知无望，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至于后来共产党人夏明瀚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瀚，还有后来人。”则更是这种殉道精神的体现。湖南士人求道、践道、卫道、殉道的精神之勇毅刚烈，是大大强于中国其他地域士人群体的。这可能同湖湘地区这一江湖世界同中原的家国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有关。距离太近则易俗，未免功利主义掩过超越的宇宙意识；距离太远则易飘，高蹈远引而失去对家国世界的责任感。湖南的距离正好，中心对它有足够强大的吸引力，所以湖南士人无不以北渡洞庭长江为实现个人抱负的人生动力；但它又确实是边缘，三面环山，一面阻水及与苗、瑶、土家、侗族杂处并混血的地缘文化环境，相对封闭，自成世界，容易养成特立独行的人格。加之自屈贾以迄岳麓书院，湖湘文化中特别重视道德人格的建树，并把这一道德人格同宇宙中生生不息的气与常存不灭的理联系在一起，使湖南士人在求道、践道、卫道、殉道时，常常视死如归，甚至于到了以流血牺牲杀身成仁为至高无上的美学境界的痴迷程度。湖南士人不仅蹈厉敢死，而且死得英勇壮烈。谭嗣同“流血请自嗣同始”，唐才常笑而受缚，大呼“天不成吾事”而就义。此二人都是可以逃脱却选择死亡的维新烈士。辛亥革命党人禹之谟受绞刑时质问刽子手：“我要流血，为何绞之？吾热血不流，辜负我满腔心事！”辛亥革命时期为警醒同胞而采取自戕行为的著名蹈海三烈士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都是湖南人。“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就是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南才子杨度写的《湖南少年歌》。湖南士人生命情调中有一种铁血精神，有一种军国意志，有一种强悍的性格，湖南人自谓为“霸蛮”。这种生命情调，使湖南人自19世纪下半叶起，成为国家栋梁和长城。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湖南人的身影。《湘军志》云：“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

湖南士人生命情调中的铁血精神，有一种大悲怆与大沉痛。我不能确切地说清楚这种大悲怆与大沉痛是否同湖湘学派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湖南士人自小受到的教育都暗含着这样的激励：你虽身处江湖，但一定要心怀魏阙；你不会是最初被委以重任的人，但你一定会在不堪收拾的时候自己站出来，去完成那些只有湖南人才敢去做的事！以我在湖南生活的经历，我深知那样的山水，那样的江湖，那样的气候，那样的传说，那样的民风，是必然要激荡出那样的清怨之气、孤愤之气、风骚之气、南楚霸气和天地正气的。湖南士人活的就是这口气。

行文至此，忽地又想起“烂漫桐花二月天”和“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那惨白的桐花和血红的枫叶，总使我想起湖南士人的宿命。

2006年３月４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