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赏析】

『译文』

鄙人王安石请启：昨天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认为与君实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但是议论起政事来（意见）常常不一致，（这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和方法大多不同的缘故啊。虽然想要勉强劝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所以只简单的给您回信，不再逐—替自己辩护。后来又考虑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我，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原因，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吧。

大概读书人所争辩的，尤其在于名气是否符合（实际），名气符合实际后，天下之间就没人会去阻拦他了。如今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的做法侵犯了官吏们的职权，惹是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责。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在朝堂上公开议订法令制度并在朝廷上修改，把它交给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属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贤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是生非；替国家理财政，这不是搜刮钱财；驳斥错误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那么多的怨恨和诽谤，那本来预料到它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已）不是一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因而）陛下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对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陛下来抵制这股势力，（这样一来）那么那些人又为什么不（对我）大吵大闹呢？盘庚迁都（的时候），连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对）；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自己的计划；（这是他）考虑到（迁都）合理，然后坚决行动；认为对（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缘故啊。如果君实您责备我是因为（我）在位任职很久，没能帮助陛下干一番大事业，使这些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与您）见面，内心不胜仰慕至极！

『创作背景』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他还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决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