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要者，若欲国家强大，威权伸张，则一国之人务须把军事认为举国唯一的荣誉、学问和职业。因为我以上所说的那些事不过是军事底准备而已；但是若没有目的和行动，则准备又有何用？罗缪剌斯死后（这是人家传说或寓言的）给罗马人送来了一个忠告，教他们最要留心武事；若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斯巴达底国家结构是全然（虽然不甚巧妙地）以武事为目的准则而建造组织成的。波斯人与马其顿人在很短的一瞬间有过这样举国皆兵的情形。高尔人、日耳曼人、戈斯人、萨克逊人、诺曼人和其他的民族在某一时代都有过这样的情形。土耳其人在如今还是这样的情形，虽然已经大为衰颓了。在欧洲的基督教国中，有这种情形的国家实际只有西班牙一国。但是无论何人，其所最得力者就是平日所最致力者，这个道理太明显了，不必多说，我们只有略加指点就行了：就是，不干脆尚武的国家是不必希望会突然变为强大的。在相反的一方面，那些长期尚武的国家（如罗马人和土耳其人之所为）将成大业立奇功，这是历史底最可靠的教训。那些仅仅在某一时期曾经尚武的国家却也曾多半变为强大，而这种强大的情形，是到了后来他们对武事的崇尚与运用已经衰颓的时候，仍然为他们底支持物的。

同这一点相连的还有一点，就是，一个国家顶好有一些法律或风俗，这种法律和风俗要使他们有作战的正当理由（或至少有所借口）才好。因为人性之中自有一种天赋的公道，除非有一点争战底根据或理由（至少是勉强可以算做理由的话头），他们是不肯加入那凶险甚多的战事的。土耳其的君主为了作战，常以传播他底宗教为理由：这是一种很方便的，随时可以利用的理由。罗马人虽然在开疆拓土底事业已经成功之后，把这种事认为是统兵将帅底大荣耀，然而他们从未把开拓疆土一事认为起衅底好理由。因此，凡是志在强大的国家，第一应当有这点性质，就是，对于别国底侮辱伤害，要敏感，无论这种侮辱伤害是加于边邻，或施于本国底商人或使节的；并且对别人底撩拨，不可纵容过久。第二，他们应当常常准备着对他们底与国或同盟加以援助，如罗马人从来之所为一样；罗马人底办法是这样的，假令有一国与罗马之外的许多国家也曾缔结盟约互为保障，到了有敌国来犯的时候，并曾向这各国分头乞援，罗马人总是首先赴援，不让别的任何国家有这种荣誉。至于古人为了拥护一党一派或实质相同的政体而起的战争，我不懂那是有什么正当理由的：例如罗马人为了希腊底自由而战，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建立或倾覆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而战，又如某一国底人，假借公道或人道底名义，来解除他一国中的专制与压迫，诸如此类者皆是也。总之，凡是不准备有了正当理由就立即动兵的国家，不必希冀强大也。

不论是个人底身体或国家底团体，如不运动则其体不强：而对于一个王国或共和国，一个有理由有光荣的战争乃是一种真实的运动，这是无疑的。内战真有如患病发热；但是对外作战则有如运动发热，是可以保持身体健康的；因为在一种偷惰的和平中，民气将变为柔靡而民德将变为腐败也。但是，不管为了幸福是怎么样，为了国家底强大起见，国民大部分常常从事武备是很有利的；一个常在行动中的，久经战阵的军队底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是代价很高的），正即是使我在所有的邻国中能有发号施令之权（或者至少能有这种名誉）的工具也；西班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西班牙在欧洲各处差不多长期驻有精兵，已经约有120年之久了。

一个国家若能成为海上底主人就等于已成了一个帝国。西塞罗致书阿蒂苦斯论庞拜对恺^[kǎi]撒的军事准备时说道：“庞拜所遵循的是一种真正的塞密斯陶立克斯式的策略：他以为那掌握海权的人，就是掌握一切的人”。无疑地，如果庞拜不因一时自大轻敌而舍舟从陆，他一定会使恺撒疲于奔命的。海战底重大影响是我们看得见的。埃克兴之战决定了罗马帝国之谁属。勒盘陶之战制止了土耳其人底强横。海战为全部战争之最后决战者其例甚多。这种情形固然是君主或国家们把一切都凭海战来决定底结果，然而这点是确定的，就是握有海上霸权的一方是很自由的，在战争上它是可多可少，一随己意的。在相反的一方面，那些陆军最强的国家却往往感受极大的困难。无疑地，在今日，我们欧洲的诸国中，海上的势力（这种势力是大不列颠底主要的天赋优点之一）是一种很大的长处；一则因为欧洲底各国，大多数不是纯粹内陆的，而是国境底大部分临着海的；再则因为东西印度底财富底大部分似乎是唯有握着海上底霸权的人才能得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