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一八八七年春天，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由于操劳过度，把身体累垮了，健康尚未恢复。荷兰—苏门答腊公司案和莫波吐依兹男爵的庞大计划案，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些案件与政治和经济关系极为密切，不便在我的一系列回忆录中加以报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两起案子又很独特、复杂，使我的朋友有机会证实一种新的斗争方法的重要，这方法是他在毕生与犯罪行为作斗争中所使用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

我查阅笔记，看到在四月十四日，我曾收到一封从里昂发来的电报，通知我，福尔摩斯在杜朗旅馆卧病在床。没过二十四小时，我就赶到他的病房，发现他的症状不甚严重，方才放心。不过，甚至象他这样钢铁般的体质，在两个多月调查的劳累之下，也免不了垮了下来。在这段期间，他每天最少工作十五小时，而且他向我说，还有一次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五天。甚至胜利的喜悦也不能使他在如此可怕的劳累之后恢复过来。在他的名字响遍欧洲，各处发来的贺电在他屋中堆积如山的时候，我发现福尔摩斯依然感到很痛苦，神情沮丧。消息传来，三个国家的警察都失败了，而他却赢得了成功，他在各方面都挫败了欧洲最高超的诈骗犯玩弄的鬼把戏。即使这样，也不能使他从疲惫中振作起来。

三天以后，我们一起回到了贝克街。不过，换个环境对我的朋友显然会更好一些，乘此大好春光，到乡间去呆一个星期，这种想法对我也充满着吸引力。我的老朋友海特上校在阿富汗时，请我给他治过病。他现在在萨里郡的赖盖特附近买了一所住宅，经常邀请我到他那里去作客。最近，他说，只要我的朋友愿意和我一起去，他也会很高兴地款待他。我转弯抹角地把这意思说了出来，当福尔摩斯听说主人是个单身汉，而且他完全可以自由行动时，他同意了我的计划。在从里昂回来后一个星期，我们便来到了上校的住所。海特是一个洒脱的老军人，见多识广，他很快就发觉，他和福尔摩斯很谈得来，这正是我料到的。

在我们来到的那天傍晚，我们吃过晚餐，坐在上校的贮枪室里。福尔摩斯伸开四肢躺在沙发上，海特和我正在看他那贮藏东方武器的小军械室。

“顺便说一下，”上校突然说道，“我想从这里拿一支手枪带上楼去，以防遇到警报。”

“警报？！”我说道。

“是的，最近我们这个地区出了事，使我们大受惊扰。老阿克顿是本地的一个富绅。上星期一有人闯进他的住宅。他虽然没有遭到很大损失，可是那些家伙却依然逍遥法外。”

“没有一点线索吗？”福尔摩斯望着上校问道。

“现在还没有线索。不过这是小事一桩，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件小小的犯罪案件，在你办过这样巨大的国际案件之后，它一定不会引起你的注意吧，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摆手叫他不要称赞自己，可是却面露笑容，说明这些赞美之词使他很高兴。

“有什么重要的征候没有？”

“我想没有。那里盗贼在藏书室大搜了一通，尽管费了很大劲，却没得到什么东西。整个藏书室翻了个底朝天，抽屉全敲打开了，书籍都被翻得乱七八糟。结果只有一卷蒲柏翻译的荷马的诗，两只镀金烛台，一方象牙镇纸，一个橡木制的小晴雨计和一团线不见了。”

“真是五花八门，稀奇古怪！”我喊道。

“唉，这些家伙显然是顺手牵羊，碰到什么拿什么。”

福尔摩斯在沙发上哼了一声。

“地区警察应当从这里面发现一些线索，”福尔摩斯说道，“喂，显然是……”

可是我伸出手指警告他道：“你是到这里来休息的，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神经还十分疲惫的情况下，请你务必不要着手搞新的案件。”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向上校那里溜了一眼，我们便转到无关紧要的话题上去了。

然而，凡事自有天定，命里注定我作为医生提醒他注意的所有那些话都白费了。因为第二天早晨，这个案件本身迫使我们进行了干预，使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的乡村之行发生了我们两人都料想不到的变化。我们正进早餐时，上校的管家一点礼节也不顾地闯了进来。

“您听到消息了吗？先生，”他气喘吁吁地说道，“是在坎宁安家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