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爸还好吗?”她说。

“他很好，谢谢。”

“你认识你的爷爷伽兹老爷吗?他是个法官。喏，他的叔叔跟我爷爷是表亲。”她说，“所以你看，我们还是亲戚呢。”她微笑着露出一口金牙，我注意到她右边的嘴角有点下垂。她的眼睛又在我和索拉雅之间转起来。

有一次，我问爸爸，为什么塔赫里将军的女儿还没有嫁出去。“没有追求者，”爸爸说，“没有门当户对的追求者。”他补充说。但他再也不说了——爸爸知道这种致命的闲言碎语会给少女未来的婚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阿富汗男人，尤其是出身名门望族的那些人，都是见风使舵的家伙。这儿几句闲话，那儿数声诋毁，他们就会像惊鸟般落荒而逃。所以不断有婚礼举行，可是没人给索拉雅唱“慢慢走”，没有人在她手掌涂指甲花，没有人把《可兰经》摆放在她头巾上，每个婚礼上，陪着她跳舞的，总是塔赫里将军。

而如今，这个妇女，这个母亲，带着令人心碎的渴望，讨好微笑，对眼中的希望不加掩饰。我对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感到畏怯，而这全都因为，我赢得了那场决定我性别的基因博彩。

我从来没能看穿将军的双眸，但我从他妻子眼里懂得的可就多了：如果我在这件事情上——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会遇到对手，那绝对不是她。

“请坐，亲爱的阿米尔。”她说，“索拉雅，给他一张椅子，我的孩子。洗几个桃子，它们又甜又多汁。”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得回去了，爸爸在等我。”

“哦?”塔赫里太太说，显然，她被我礼貌地婉拒她的得体举止打动了。“那么，给你，至少带上这个。”她抓起一把猕^[mí]猴桃，还有几个桃子，放进纸袋，坚持要我收下。“替我问候你爸爸，常来看看我们。”

“我会的，谢谢你，亲爱的阿姨。”我说，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索拉雅正望着别处。

“我还以为你去买可乐了呢。”爸爸说，从我手里接过那袋桃子。他看着我，神情既严肃，又戏谑。我开始找说词，但他咬了一口桃子，挥挥手:“别费劲了，阿米尔。只要记得我说的就行。”

那天夜晚，躺在床上，我想着闪烁的阳光在索拉雅眼里舞动的样子，想着她锁骨上方那美丽的凹陷。我在脑里一遍又一遍回放着我们的对话。她说的是“我听说你是个作家”还是“我听说你写作”?是哪句呢?我捂紧被子，盯着天花板，痛苦地想起，要度过连续六个漫漫的雅尔达之夜，我才能再次见到她。

好几个星期都是如此这般。我等到将军散步离开，然后走过塔赫里的货摊。如果塔赫里太太在，她会请我喝茶、吃饼干，我们会谈起旧时在喀布尔的光景，那些我们认识的人，还有她的关节炎。她显然注意到我总是在她丈夫离开的时候出现，但她从不揭穿。“哦，你家叔叔刚刚才走开。”她会说。我真的喜欢塔赫里太太在那儿，并且不仅是由于她和善的态度，还因为有她母亲在场，索拉雅会变得更放松、更健谈。何况她在也让我们之间的交往显得正常——虽然不能跟塔赫里将军在场相提并论。有了塔赫里太太的监护，我们的约会就算不能杜绝风言风语，至少也可以少招惹一些。不过她对我套近乎的态度明显让索拉雅觉得尴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单独在他们的货摊上交谈。她正告诉我学校里的事情，她如何努力学习她的通选课程，她在弗里蒙特的“奥龙专科学校”就读。

“你打算主修什么呢?”

“我想当老师。”她说。

“真的吗?为什么?”

“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获得了英语培训证书，现在我每周有一个晚上到公共图书馆教书。我妈妈过去也是教师，她在喀布尔的高级中学教女生法尔西语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