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得名，它是对文革刚刚结束时出现的一批揭露“四人帮”罪恶，揭示不正常社会环境对人们心灵残害的作品的总称。伤痕文学的另一代表作是刘心武的《班主任》。

“文革”创危害怎样估计都不过份。它不仅迟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而且毒化了政治空气，亵读了理想，使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趋于解体。从“文革”中走出来的青年一代，心头带着累累伤痕。他们有失学的痛苦、有理想破灭后的惶惑，有盲从的悔恨，有徒然浪费生命的惋息。最可悲的是他们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天真浪漫，灵魂被污浊的人际关系锈蚀，一些人沾染了极左的观念还不自觉。伤痕文学对这些现象都有真切的反映。《班主任》中的解惠敏就是一个被极左思潮扭曲了的人物。作为一名年轻的女中学生，她本应思想活跃，天真活泼。但她却是个过于早熟的思想僵化的人物。穿花衣被她当做小资产阶级情调，《牛蛇》被她当做黄色书籍。明明自己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却动不动就教训别人，处处以唯我独“革”的面貌出现。在她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那种片面的政治化教育的印迹。她有着无知带来的愚昧，又流露出一种市侩气。这种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英雄”绝非个别，尽管“文革”已经结束，在极左思潮被肃清之前，这样的人物还一再被培养出来。作者在作品的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是对“四人帮”罪行的愤怒控诉，也是对祖国未来的深切忧虑。《伤痕》中的王晓华是另一类人物。她比解惠敏更单纯，但同样是极左思潮的牺牲品。“文化大革命”中，王晓华的母亲被打成叛徒。她毅然和母亲断绝了关系，以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坚定。9年中，她从未对自己的举动产生过怀疑，也从未对母亲究竟是不是叛徒产生过疑问。社会环境的逼迫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她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代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从来不曾得到充分发展。他们还不会思考时已被禁止思考，他们只会盲从，愚民政策带来的无知更使盲从成为理所当然。“文革”的剧烈危害在这里再次强烈地表露出来。当王晓华在“文革”结束后得到母亲平反的消息匆匆赶回阔别 9年的家时，母亲已经病逝。王晓华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母亲，也深深伤害了自己。留在她心头的伤痕将伴随她一生。在伤痕文学中还出现了一些没有是非观念，无组织无纪律，沾染了流氓习气的青年形象，他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读来让人感慨万端。青年的灾难也就是民族的灾难。

就整体而言，伤痕文学在艺术上略显粗糙，但它提出的问题却发人深省。80年代初围绕伤痕文学曾出现过一场争论。争论主要涉及可不可以写社会的阴暗面。有人将写“伤痕”归结为写“非本质”、“非主流”，是“向后看”，“缺德”，这种看法受到驳难。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许多记者既肯定了文学的揭露与批判功能，同时提出要加强作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注重作品的社会效果，使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更好地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