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湄送我这本她翻译的昆德拉的文论《被背叛的遗嘱》，距今快三年了。当时一 读就非常喜欢，只觉得妙论迭出，奇思突起。我折服于昆德拉既是写小说的大手笔，也是写 文论的大手笔。他的文论，不但传达了他独到而一贯的见识，而且也是极显风格的散文。自 那以后，我一直想把读这书的感想整理出来，到今天才算如了愿，写成这篇札记。我不是小 说家，我所写的只是因了昆德拉的启发而对现代小说精神的一种理解。

一 小说在思考

小说曾经被等同于故事，小说家则被等同于讲故事的人。在小说中，小说家通过真实的或虚 构的(经常是半真实半虚构的)故事描绘生活，多半还解说生活，对生活作出一种判断。读者 对于小说的期待往往也是引人入胜的故事，以故事是否吸引人来评定小说的优劣。现在，面 对卡夫卡、乔伊斯这样的现代小说家的作品，期待故事的读者难免困惑甚至失望了，觉得它 们简直不像小说。从前的小说想做什么是清楚的，便是用故事讽喻、劝诫或者替人们解闷，现代小说想做什么呢？

现代小说在思考。现代一切伟大的小说都不对生活下论断，而仅仅是在思考。

小说的内容永远是生活。每一部小说都描述或者建构了生活的一个片段，一个缩影，一种模 型，以此传达了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对于从前的小说家来说，不管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多么不 同，在每一种理解下，生活都如同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对象摆在面前，小说只需对之进行描 绘、再现、加工、解释就可以了。在传统形而上学崩溃的背景下，以往对生活的一切清晰的 解说都成了问题，生活不再是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对象，而重新成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当现 代哲学陷入意义的迷惘之时，现代小说也发现了认识生活的真相是自己最艰难的使命。

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谈到了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困难。这是一种悖论式的困难。我 们的真实生活是由每一个“现在的具体”组成的，而“现在的具体”几乎是无法认识的，它 一方面极其复杂，包含着无数事件、感觉、思绪，如同原子一样不可穷尽，另一方面又稍纵 即逝，当我们试图认识它时，它已经成为过去。也许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通过及时的回忆 来挽救那刚刚消逝的“现在”。但是，回忆也只是遗忘的一种形式，既然“现在的具体”在 进行时未被我们认识，在回忆中呈现的就更不是当时的那个具体了。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只能依靠回忆，因为它是我们的惟一手段。回忆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整理 和加工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逻辑、观念、趣味、眼光都参与进来了。如此获得的结果决非 那个我们企图重建的“现在的具体”，而只能是一种抽象。例如，当我们试图重建某一情境 中的一场对话时，它几乎必然要被抽象化：对话被缩减为条理清晰的概述，情境只剩下若干 已知的条件。问题不在于记忆力，再好的记忆力也无法复原从未进入意识的东西。这种情形 使得我们的真实生活成了“世上最不为人知的事物”，“人们死去却不知道曾经生活过什么 “。

我走在冬日的街道上。沿街栽着一排树，树叶已经凋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不时有行人 迎面走来，和我擦身而过。我想到此刻在世界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许多人在匆匆走着，走过 各自生命的日子，走向各自的死亡。人们匆忙地生活着，而匆忙也只是单调的一种形式。匆 忙使人们无暇注视自己的生活，单调则使人们失去了注视的兴趣。就算我是一个诗人，作家 ，学者，又怎么样呢？当我从事着精神的劳作时，我何尝在注视自己的生活，只是在注视自 己的意象、题材、观念罢了。我思考着生活的意义，因为抓住了某几个关键字眼而自以为对 意义有所领悟，就在这同时，我的每日每时的真实生活却从我手边不留痕迹地流失了。

好吧，让我停止一切劳作，包括精神的劳作，全神贯注于我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现在的具体 “。可是，当我试图这么做时，我发现所有这些”现在的具体“不再属于我了。我与人交谈 ，密切注视着谈话的进行，立刻发现自己已经退出了谈话，仿佛是另一个虚假的我在与人进 行一场虚假的谈话。我陷入了某种微妙的心境，于是警觉地返身内视，却发现我的警觉使这 微妙的心境不翼而飞了。

一个至死不知道自己曾经生活过什么的人，我们可以说他等于没有生活过。一个时刻注视自 己在生活着什么的人，他实际上站到了生活的外边。人究竟怎样才算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