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国学好像又成了显学。而在国学热中，有一个概念赫然高悬，众望 所归，这便是“天人合一”。在一些人嘴里，它简直是新福音，用它可以解决当今人类所面 临的几乎一切重大难题。其最旗帜鲜明者甚至断言，惟“天人合一”才能拯救人类，舍此别 无出路。按照他们的解释，西方文化的要害在于天人相分乃至对立，由此导致人性异化和生 态危机，殊不知完备的人性理论和生态哲学在中国古已有之，“天人合一”便是，它的威力 足以引导人类重建内心的和外部的和谐。

我的印象是，鼓吹者们一方面大大缩小了中国哲学的内涵，儒道佛一锅煮，最后熬剩下了“ 天人合一”这一点儿浓汁，另一方面又大大扩展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使这一点儿浓汁囊 括了一切有益成分，于是有了包治百病的神效。

“天人合一”原是一种儒家学说，把道家的“物我两忘”、禅宗的“见性成佛”硬塞入“天 人合一”的模子里，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即使儒家学说也不能归结为“天人合一”，“天人 合一”仅是儒家在人与宇宙之关系问题上的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关于“天人合一”的含 义，我认为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的归纳最为准确，即一是滥觞于孟子、流布于 宋儒的天人相通思想，二是董仲舒的天人相类思想。其中，后者纯属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前者主张人的心性与宇宙的本质相通，因而人藉内省或良知即可知天道，这基本上属于认识 论的范畴，我们自可对之作学理的探讨，却没有理由无限地扩大其涵义和夸大其价值。事实 上，在西方哲学中也不乏类似的思想，例如柏拉图的回忆说，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可是人 家并没有从中寻找什么新福音，相反倒是挖掘出了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

把“天人合一”解释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进一步解释成一种生态哲学，这已经成为国 学新时髦。最近看到一本书，是美国科学家和学术活动家普里迈克写的《保护生物学概论》 ，译成中文洋洋五十多万字，对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作了系统 的研究和论述。我一面翻看这本书，一面想起某些国人欲靠“天人合一”解救世界生态危机 的雄心，不禁感到啼笑皆非。当然，学有专攻，我们不能要求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精通生态 学，但我们也许有权要求一切学者尊重科学，承认环境保护也是科学，而不要在一种望文生 义的“天人合一”境界中飘飘然自我陶醉。

19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