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泰昌同志，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接触的也不是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是一位很干练的编辑，很合格的编辑。他在工作上，非常谦虚。当今之世，不合格的编辑并不少，有的人甚至不辨之无，而这些人，架子却很大，很不谦虚。

今年春天，泰昌同志对我进行了一次采访，就是登在本年六、七月份《文艺报》上的那次谈话。我是很不善谈的，特别不习惯于录音。泰昌同志带来一台录音机，放在我们对面坐的方桌上。我对他说：

“不要录音。你记录吧，要不然，你们两位记。”

当时在坐的还有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泰昌同志不说话微笑着，把录音机往后拉了拉。等我一开讲，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这样反复几次，我也就习惯了，他也终于完成了任务。当然，他能够完成任务，还因为在同我接触中，他表现出来的真诚和虚心的工作态度。

编辑必须有学问，有阅历，有见解，有独到之处。观我国文化史，有许多例子证明，编辑工作和学术之间，有一条互通之路。有许多作家学者，在撰述之暇，从事书刊编纂；也有因编辑工作之年积月累，终于成为学者或作家。凡是严肃从事一种工作的人，他的收获总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的。

泰昌同志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外，还不断写些文章，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带有学术性和研究性的文章。我是很喜欢读这类文章的。我觉得，我们很多年，太缺乏治学的空气了。

治学之道，当然不外学识与方法。然学与识实系两种功夫。不博学当然无识力，而无识力，则常常能废博学之功。识力与博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认真求实的精神，是提高识力的重要因素。

现在，国内的学术空气，渐渐浓厚。但是脱离实际，空大之风，似尚未完全刹住。有些大块文章，人们看到，它摆开的架子那么大，里面有那么多经典，有那么多议论，便称之为学院派。贬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实学院派的文章，总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并没有什么新的成果，而只是引经据典，人云亦云，读者就不如去自翻经典。或作者虽系一人，而论点时常随形势变化，那么，缺乏自信的文章，于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说，这种文章，是连学院派也够不上的。

这就涉及到治学方法的问题。现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标榜用的是唯物辩证的方法。但如果牵强附会，或只是一种皮毛，甚至皮毛之内，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不能用政治或立场观点来代替。学术研究的是客观存在。学术是朴素的，过去叫做朴学。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领，只是赶时髦，求得通过，对于学术，实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学术，是要积蓄材料，记述史实，一砖一瓦，成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并不单纯是方法问题。过去我国的学术，用的都是旧方法，而其成果赫然自在。正像刀耕火种，我们的祖先也能生产食粮一样。

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考订详明，耐人寻味。读者用很少时间，能得到很大收益。写文章，不尚高远，选择一些小题目。这种办法很可取。小题目认真去做，做到能以自信，并能取信于人，取信于后世，取信于科学，题目再小，也是有价值的。

当他的《艺文轶话》就要付印的时候，泰昌愿意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把平日的一点感想写出，与泰昌同志共勉。

1980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