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就是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是从维熙同志写给我的。

信的开头说，在一九五七年，当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结果没得进去。

不久，他便被错划为“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氓、小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后说，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写信只是愿意叫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信了。

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我心里很乱。夜晚，我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

“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

“记得，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说：

“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当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了，从维熙不是一个小孩子吗？”

老伴是一个文盲，她之所以能“青年作家”云云，不过是因为与我朝夕相处，耳闻目染的结果。

二年之后，她就更为迷惑：她的童年结发、饱经忧患、手无缚鸡之力、终年闭门思过、与世从来无争的丈夫，也终于逃不过文人的浩劫。

作家的生活，受到残酷的干预。我也没法向老伴解释。如果我对她说，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国情，她能够理解吗？

她不能理解。不久，她带着一连串问号，安息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安息，这一点颇使远近了解我性格的人们，出乎意外。既然没有安息，就又要有人事来往，就又要有喜怒哀乐，就不得不回忆过去，展望前景。前几年，又接到了维熙的信，说他已经从那个环境里调出来，现在山西临汾搞创作。我复信说：

“过去十余年，有失也有得。如果能单纯从文学事业来说，所得是很大的。”

同信，我劝他不要搞电影，集中精力写小说。

不久，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洁白的睡莲花》，来信叫我看，并说他想从中尝试一下浪漫主义。

我看过小说，给他写信，说小说写得很好，还是现实主义的。并劝他先不要追求什么浪漫主义，只有把现实主义的基础打好了，才能产生真正的浪漫主义。

再以后，就是我和他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

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因为前些日子，为刘绍棠同志写序文时，过于紧迫，意犹未尽，颇觉遗憾。现在就把那未了的文字，移在这里，转赠维熙，并补绍棠。

在为绍棠写的序文中，我喊叫：要维护现实主义传统。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传统呢？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需要何种努力？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我曾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纲，在绍棠的来信之上：

我以为，现实主义的任务，首先是反映现实生活。在深刻卓异的反映中，创造出典型。不可能凭作家主观愿望，妄想去解决当前生活中的什么具体问题，使他的人物成为时代生活的主宰。现实主义的作品，对于生活，对于人物，不能是浮光掠影的。作家在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时，其动机也绝不是为了新鲜应时，投其所好，以希取宠的。

现实主义的作家，要有多方面的修养准备，其中包括在艺术方面的各种探求。经过长时期的认真不懈的努力，才能换来发掘和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凡是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都不会是循迹准声之作，都是有独创性的。

另外，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都具备一种艺术效果上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作为人的可宝贵的良知良能，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

写到这里，真的完了。但还有一点尾声。直到今日，我和维熙，见面也不过两、三次。最初，他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有一次到报社来了，我和他们在报社的会议室见了一面。我编刊物，从来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我以为我们这一行，只应该有文字之交。现在，我已届风烛残年，却对维熙他们这一代正在意气风发的作家，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和希望。希望他们不断写出好作品。有一次，我写信对他说：

“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

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

我有时还想到一些往事。我想，一九五七年春天，他们几位，怎么没有能进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我的一束花。

现在可以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不断出现在我面前的，视野广阔，富有活力，独具风格，如花似锦的作品。

1980年s1月27日上午，收见维熙来信，下午2时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