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诗应该有一种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能叫做诗吗？或者只是诗人自己做出一种声嘶力竭、慷慨激昂的架子，而实际上并不产生这种效果，这也不能算做诗。再或者在字句上卖弄玄虚，自以为吸收了古典或综合了中外，而在有识者看来，有时文法尚且不通，米糠混在一起，这样形式的诗，也恐怕终于行之不远吧。

诗是很难写好的，它比散文更难。较之散文，诗是以质取胜的。诗在政治、思想、情感和语言艺术方面的要求，都是高标准的。过于拘谨，写作很少，自然不一定就能产生好诗；过于随便，出口成“章”，却往往质和量不能相称。

因此，我在尝试了一些时候之后，就没有再写过诗。而现在保存下来、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七首，也只能说是分行的散文，诗形式的记事，它是缺乏上面提到的那四种力量的。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

我那时写的都是叙事诗，这和我当时从事的记者工作有关，希望在诗里报道一些事件，以便能登在报纸上。例如《白洋淀之曲》，就是登在当时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上。

形式的变化，常常是和学习的方面有关。当时我正在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诗，因此，前几首都是那么一种形式。抗日战争胜利，我从延安回到冀中，在农村工作，热衷于民间的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所以在进城以后所写的《山海关红绫歌》这一首里，就很明显地带有说唱的味道。

《春耕曲》的情形也是这样。

这都是习作，很难列入当前丰茂的诗作之林。但它们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生活，因此贡献给读者。

1963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