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随华北文艺大队从延安出发，十月至张家口。我迫切想到久别的家乡看看，领导允许了，我单身步行十四日到了安平。在家住了四、五天，到蠡县找当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梁斌同志，他介绍我到县城东北的刘村住下来，大概住了有半年光景。在刘村，我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就到冀中区党委所在地的河间去了。

区党委要我编辑一个刊物，这就是《平原杂志》。我接受了这个委托，邀请冀中区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大体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关于时事、通俗科学方面的稿件，大都是请冀中导报社的同志们执笔，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已经故去的老郑同志，他以残病之躯，好学深思，博识多能。一些国际问题的文章，都是请他写的。文艺方面的稿件则请冀中区一些作者帮忙。当时，区党委好像要配备一个女同志帮助编辑工作，我感到这样又多一个人的人事工作，辞谢了。

刊物的印刷、校对和发行，都由报社代劳。那时我的“游击”习气还很浓厚，上半月，我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到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我就又走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编辑方法，当然不足为训，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刊物也还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送到读者面前去的。它每期都好像有一个中心，除去同志们热情的来稿，围绕这个中心，我自己每期都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并且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当时主要是想根据农村工作的需要，做一些工作方法的研究，和介绍一些通俗的说唱材料。我那时对通俗文学很热心，竟引起一些同志对我的创作前途，有所疑虑。

刊物大约出了六期，我忘记是什么原因停止了。

刊物已不易见到，淮舟同志这次给我抄了一个编后记来。

时光流逝，它已是十五、六年前的逸文。大病以来，往事如烟，多已不能详细记忆。只记得，当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橱上从事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里，也有酷冬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时往来冀中，后来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同志。

1962年8月7日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