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果戈理、别尔格（著名诗人、翻译家、记者）和其他几个朋友，到批评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斯杰潘彼得罗维奇谢辽夫家里去做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有时候也提出一些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来研究，只有果戈理不太爱出声。

果戈理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他通常不喜欢听到别人向自己提出问题，特别是不喜欢别人向自己提起关于文学工作和写作的事。可是客人中不知道是谁，明知道果戈理有这个脾气，却仍然忍不住向果戈理提出问题了。他对果戈理说：“您为什么近来无声无息了，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写出一行字来？

他的问话惊动了所有在座的人，一切说话的声音都停止了，出现了一段普通的沉默：有人好像屏住呼吸在等待着果戈理的发火，有人在等待着果戈理对此类问题的回避或者是敷衍塞责的回答。可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果戈理这一次并没有恼火，也没有回避，而是忧郁地微笑着转向大家说：“是呀！人弄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可怕：他要什么样的生活和工作上的舒适环境，就给予他什么。于是他什么也不想干；再不想去工作了！”在座的人听了松了一口气，有的人不住地点头。

接着又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等着他继续说下去，果戈理接着说：

“我经历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我旅行在德仁沙诺和阿尔巴诺城之间，那正是一个 7月间。在路途中的一个小山岗上，立着一座可怜的小酒馆，在酒馆的一间最大的屋子里摆着一个台球台子，这屋子里经常响着台球声，并且可以听到操用各种语言的谈话。所有的过路人走到这儿都一定要停下来，特别是赶上天热的时候。有一次走到这里，我也歇下来了。那时候我正在写《死魂灵》的第一部，笔记本还常在身上。不知为什么，正当我走进这酒馆来的那一瞬间，我想要写了。所以我就叫人搬来一张小桌子放在角落里，然后拿起笔来摊开稿纸，在滚动的木球声中，在极度的喧嚷声和仆人们的奔驰中，在烟雾里，在窒息的氛围里，我一口气写了整整一章，当时我好像是在一场奇异的梦境里一样。我感觉到这一章是最富美感的一章，我很少带着这样的兴奋写作。可是现在，在我周围的人谁也不敲打，既无烟雾，又不闷热……”说到这里，他把两手一摊叹了一口气。意思是说，现在环境好了，反倒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所有在座的人听了他的话，都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果戈理关于写作的这段谈话，说明了创作中的一个道理，那就是“生活太优裕了，工作反被生活所累了”。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在艰苦的环境中写出来的，就是证明。孔丘被困乃作《春秋》，屈原遭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受了宫刑撰写了《史记》。在外国，杜勃罗留波夫很小就失去了父母，他带着五六个弟妹过着穷困的生活，可是却写了许多天才的论文；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则/都是在牢狱中写出来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艺创作就不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了；而是说，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意志的作家来说，困难的环境是不应该成为创作的阻碍的。相反地，环境越艰苦，越能锻炼人，越能使人在事业上努力作出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