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马，出生在三月，命中注定是匹忙忙碌碌的马。初中毕业即去大兴安岭林区'上山下乡'，一住就是八年，做过近二十种工作，是一位熟练的油锯手、烧炉工、厨师。一九七九年返回上海时，带回的除了厚厚的散发着油烟味的日记之外，还带回了胃病和关节炎。

回沪后写作勤奋，初见成效，著有长篇小说《十六岁少女》、《孤女俱乐部》、短篇集《少女罗蔽》、中篇集《秦文君中篇儿童小说集》等。一日得闲，细细计算，居然也有二百余万字，先后二十次获奖。有时也想一鼓作气写出成大器的作品，然后辍笔过另一种人生。可惜，得意之作虽有，但都能找出迹斑，因而至今仍在奔波努力。

在单位是个心地善良的编辑，在家中是个优秀的主妇。喜欢出门旅行，乐于收集各种布制的丑娃娃；不善言谈，讨厌虚伪和装模作样；难得交朋友，但被视为知己的均是品德高尚者。

本人内心平静，偶尔有睡懒觉的毛病。很遗憾早早成为近视眼，因此眼镜总被藏在包内，万不得已，才暴露自己轻度残废的真相。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一向很为自己的性别自豪。

我很羡慕那些早早进入文学殿堂的作家，他们无疑少走了许多弯路；而对于我来说，从练习写作到发表作品，中间经过了许多年的努力。

我的父母都是文学爱好者，我从小就目睹父母读书的乐趣，一直跃跃欲试。可惜我家藏书甚少，零星的几本书像《列宁主义万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同一些杂物放在一块。好看的热门书都是借来的，那一阵母亲在机关是兼职图书馆管理员，她借新书总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母亲珍惜一切物品，对公家的书也同样爱护备至，包上厚厚的书皮，舍不得在书上弄一点折皱，看到哪儿，总用一张纸夹在书内。我最早看的一本小说《红岩》就是在母亲枕头下发现的，那时大概才十来岁，识字虽不多，可也结结巴巴地尚能读懂里面的故事。当晚，母亲就发觉有人移动了纸条，她很生气，第二天就把书锁起来。

母亲那时并不相信我是读书的料，因为从一年级起，我的成绩就很勉强，有时还逃学。但《红岩》我读到一半，十分牵肠挂肚，于是就四处向同学借。同学都没有这本书，有个同学借出一本《红珊瑚》，另一本《欧阳海之歌》是邻居慷慨借出的。三年级下，老师发给我一本薄薄的读物《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这三本书成了我最早的启蒙读物，我读得如饥似渴，当然当时读书只是凭兴趣，没什么功利心。大段的叙述我不喜欢，读书总是挑选喜欢的片断，比如《欧阳海之歌》专挑小海的童年生活读，《红珊瑚》则反复咀嚼对敌人的描写。

四年级，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雪》的作文，我当场写完交给老师后，她竟大声叫好，井推荐给少年宫去展出。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就因为从书中得到养料，一下子成为全年级瞩目的作文尖子。老师姓祝，很仁慈，特意找了我父母，郑重地谈了她的发现，在那时，父母们并不考虑培养孩子，成名成家，祝老师的谈话使我父母隐约感觉到将来家里可能要出个文科大学生。

母亲开了书禁，只是每早她都叮嘱我看书前要洗净双手，不可在书上按出黑手印，弄得我看书时格外提心吊胆，担心会出手汗。母亲借回的书没有明确方向，古今中外的小说都有，所以我也读得很广，遇到生字就用力猜，或干脆跳过去。像一些当代小说《风雪》、《山乡巨变》、《青春战火》我都读得滚瓜烂熟；外国小说像《青年近卫军》、《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仅生词骤增，生活场景生疏，就连人名记起来也有障碍，只能发明土办法：罗彻斯特就叫成罗。有时母亲考我，发觉我连人物名称都说不全，不禁大笑起来。

我真正接触儿童文学作品却是稍后的事，那时我已是公认的作文尖子，校方奖给我一张少儿图书馆的书卡。我借的书很杂，民间传说、歌曲本、教心算迅速的书都借，但借得最多的是童话和小说。那时我特别喜欢《苦儿流浪记》，很想自己也成为苦儿：历尽不凡的坎坷，颠簸着寻到美满和幸福。中国小说中，我当时狂热地迷过胡万春的《过年》和《骨肉》，这些小说我精读到了能背诵的地步，有些细节事过二十年我仍能点点滴滴复述。后来，我还喜欢过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伙伴》，很留意其中的情致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