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们柿子沟，普通话，也叫官话。讲官话的人，受到尊重，因为那些人都是外地来的干部。他们，或者她们，衣衫整齐，面皮清净，牙齿洁白，身上散发着肥皂的清香。这样的人，一开口，官话响亮而标准，显示着身份和地位，向我们这个闭塞的山村，传达着来自山外边广大世界的精彩和繁华。听他们或者是她们说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享受。在我们的记忆里，第一次在我们村子讲官话的人，是“四清”工作组的组员。他们当中，有两个年轻的，是地区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那个男的，名叫傅春花。一个男人，竟然叫傅春花，真是哈哈哈。村子里的人，都叫他小傅。小傅个头矮小，两扇大耳朵，往两边张开，头上的发，乱糟糟地支棱着，像一把用旧了的猪鬃刷子。尽管小傅其貌不扬，但只要他站在人前一开口，无论是讲话，还是宣读文件，都会让我们马上忘记他的面貌。他嗓门洪亮，官话标准，抑扬顿挫，眉飞色舞，很有感染力。在我们的感觉里，讲着官话的他，身体渐渐升高，眉目慢慢端正，一个外表上不那么庄重的人，变得让我们肃然起敬。那个女的，名叫王奇志，一个女人，竟然叫王奇志，也比较哈哈哈。村子里的人，都叫她小王。小王剪着短发，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看上去很洋气，但她嗓音尖细，官话不标准，使她的容貌，在讲话的过程中，渐变渐土，土得跟村子里那些在大庭广众面前就掀开衣襟给孩子喂奶的大嫂们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个时候，我们和解小扁一样，都是村子里小学的学生。我们忘不了听傅春花讲话或是念文件时，解小扁仰起的脸上洋溢着的心醉神迷的表情。

村子里的人，对外边来的讲官话人满怀敬意，但对于自己村子里那些学着说官话的人，却极端鄙视。有一个笑话，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一个人，闯外，几年后，回家探亲。走到村头，看到本家一个大伯在荞麦地里锄草，便上前问讯，装模作样，撇腔拿调。他的大伯，心中厌恶，但毕竟只是个远房的侄子，不好说难听的话。那小子，不知好歹，竟然拔出一棵荞麦，撇着腔问：“大伯哇，这红梗绿叶开白花结黑果的是什么植物啊？”他大伯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去，将那人按在地上，手攥鞋底，对准屁股，一顿猛抽，打得那人，大声喊叫：“救命啊，救命啊，荞麦地里打死人啦！”

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在村子里流传，表明着村子里人，对那些出去一年半载就改变了乡音的人的鄙视和反感。官话是好，但那是你说的吗？你才喝了几天自来水，就忘记了家乡话。真的忘记了吗？如果是少小离家，几十年未归，刚回来，一时顺不过嘴来，带出几句官话，那还可以原谅。可你才出去几天，就回来撇，这不明摆着是在卖弄吗？好像不这样说话，别人就不知道你在外边混事似的。其实也没混上什么好事嘛，不过是在煤矿挖煤，早上下了矿，晚上还不一定能囫囵着爬上来，臭摆什么？其实也没混上什么好事嘛，如果你当上了县长、省长，回来撇，那也是应该，但你不过是个在肉联厂杀猪的工人，两手猪血，一身猪屎，撇什么？难道城里的猪也说官话？那城里的猪，不也是乡下人饲养的吗？其实，真正在外边闯好了闯大了的人，反倒不显山不露水，不会像他那样，一身骨头，比鸡毛还轻，一脸傲相，连亲爹都快不认识了。你看看他那小样，留着大背头，抹了足有二两头油，明光光的亮，贼溜溜的滑，花蝇落上去都站不住脚，臭虫爬上去要摔跟斗，扑鼻子的味儿，连拉磨的毛驴，都被他熏得打喷嚏。看看他说起话来那副尊容，两片嘴唇，一抻一咧，一歪一拧，仿佛不是他的嘴上原来就有的，而是后来缝上的两块胶皮，呸！你当官了，多大的官？不就是水嘴子公社的一个民政助理吗？不就是沙口子供销社的一个门市部主任吗？你的官难道比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大？人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满嘴的家乡话，一句官话都不说，你也娘的说什么官话？啊——呸！

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大学和中专招生，恢复了考试制度。解小扁复习了三个月，竟然考上了地区师范学校。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考出去一个中专生，如同鸡窝里飞出了凤凰，当时就轰动了。

“知道吗？解小扁考上中专了！”

“说梦话吧？”

“真的，通知书下来了，大红封皮，盖着钢印！”

鸡被惊吓，咯咯叫唤着飞到篱笆墙上。

“解老扁的老闺女考上中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