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渗透在每一个人

的血液中。任何革命，都是年轻人的节日，当革命并没有革到自己头上时他们都是热情而快活的。围猎可以使人疯狂，革命也同样使人疯狂。写到这里，我或许老了，总认为，那一场我们身在其中的“文化大革命”，不管它的起因是千种万种，责任应该是大家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日日夜夜的躁动不安、慷慨激昂、赴汤蹈火、生死不顾，这里有着人的自以为是的信仰，也有着人的生命类型的不同，这如蜜蜂巢里的工蜂、兵蜂和蜂王。我亲眼目睹了武斗场上，我的一位同学如何地迎着如雨一般的石头木棍往前冲。他被对方打倒了，乱脚在他的头上踢，血像红蚯蚓一般地从额角流下来。他爬起来咬住了一个人的手指，那手指就咬断了，竟还那么大口地嚼着，但随之一个大棒砸在他的后脑，躺下再不动了。那场武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我的那位同学的右眼球掉出来，像一条线拴着一个葡萄，而他的嘴里还含着没嚼完的一截手指。他当然是这一派的“革命烈士”，他家的门楣上钉上了红色的“革命烈士”的牌子，当然后来这牌子又被摘掉了，他又永远不是了“革命烈士”。我还是在中学的时候，参加了造反队，那时期不参加造反队，别人不说你也自觉到是很可耻的事。我们的造反队叫“刺刀见红”。这名字够可怕的，但我们只会与人辩论，又都是小个，与他人辩论时要一跳一跳地才来劲儿、才来气势。我的嘴唇厚、口笨，造反队能让我参加，为的是我的语文好，可以每日为造反队写大事记和大字报。我极羡慕另一班级的“风雷激”造反队的大字报，上边有相当多的新词新句，比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可忍，孰不可忍”、“惊回首，峥嵘岁月稠”。似乎懂得，似乎又不懂，不晓得从哪儿弄来这么好的句子。学校里先是从早到晚地辩论，后来社会上的两大派组织插手进来，学生两派的总头儿各自成为社会上两大派的领导成员。作为临委会下属的小组织“刺刀见红”慢慢无所作为，况且我写的大事记也被人偷去了。我就不大正常去学校，不是呆在棣花就是去商镇我的舅家。舅家常做搅团饭吃，我爱吃那东西。终于，全县的临委会失利，筹委会的势力浩大，且武斗开始，我们棣花的同学就彻底不去了学校。革命是起起伏伏的，两派的势力也是水中的葫芦，一个按下去一个浮上来，形势日日变化，这时候我就毕业了。棣花的造反派绝大多数是筹委会的，我回到棣花后就不敢说在学校时我属于临委会。记得有一夜，家人在院外乘凉，不知什么地方“轰”地一声爆炸，许多人就拿了木棒、长矛向大队部跑去，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只是静等消息。过一会儿，传来话，是贾源村有人在试验炸药包，结果把自己的双手炸掉了。后来又传来消息，说手是炸掉了，但不是在试验炸药包，而是邻村一位姓田的老干部从临委会人手里被抢了回来，为庆贺而放了炸药包。姓田的是陕南游击队出身，能双手打枪，因站在筹委会一边，临委会是一直要打倒他的。我在校时是反对田的，忍不住冒了一句“那田麻子……”我还没说出个怎么样，仅仅说他是个大麻子，旁边几个人就“呼”地站起来训我：“住嘴！田麻子是你叫的吗？”我吓得不敢言语，跑回屋去。母亲跟回来说：“你是小娃，别人可有这样观点那样观点，你不要有观点！”我说：“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母亲说：“死了才有鬼魂哩，你死啦！”

武斗是越来越升级的，棣花最有名的有一个“榔头队”。其实他们并没有全拿着榔头，而是棣花历来有拳脚功夫，他们的能打善战使临委会闻之丧胆。312国道是通过棣花，又是丹凤与商镇的交界地，这里就成了两派争抢的关口。筹委会得势，临委会的人做鸟兽散，我家屋后100米处的公路上，一棵巨大的原木就横在那里，有一队荷枪的人守着检查出境的车辆行人。荷枪的人中有斜眼雷善，常端起枪瞄准地塄上停着的什么鸟，“叭”的一声，鸟是打不着的，地塄上却“呼”地冒一股土烟儿。听父亲讲过，雷善的父亲解放前就是“逛山”，跟了商镇的土匪刘松林背枪。一次去山阳，刘松林下令3天后放枪，第三天听号角集合。号角已经响了，这“逛山”还到一家农户的檐笸上去端人家的烟土——那时商洛地区种有罂粟——刘松林就将他一枪崩了。雷善有其父的遗传，也喜欢摆弄枪，但他的枪法打不准。关卡上并没有抓到临委会出境的人，可是在一个晚上，父亲从学校回来了，已经是半夜，我忽然听得有人说话，睁开眼，是父亲和一个陌生人坐在小屋里，接着是父亲和那人开了门出去。我问：“啥事？”母亲说：“少说话，睡吧睡吧！”我重新躺下，母亲却没有睡，惊慌失措的样子坐到院中的捶布石上。约摸过了一个小时，父亲回来了，我听见母亲在问：“走了？”父亲说：“嗯。”母亲说：“河堤上没有巡逻的？”父亲说：“走的是芦苇园。”我立即明白那个陌生人是“偷渡出境”的，就说：“那是临委会的？”父母听见我这么说，倒吓了一跳，进来叮咛道：“这事对谁也不敢说！他是我的同事，不跑出去就会没命的。”我当然知道事情的轻重。可是第二天早上，一家人正在吃早饭，是蒸土豆蘸着盐吃，中街那边“当当当”地敲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邻居好几个人放下碗就跑去了。一会儿邻居的儿子回来，他拿着一副假牙让他娘戴，他娘牙掉了数年，嘴窝缩着像婴儿屁眼儿。但他娘戴不上，儿子就把假牙扔到尿窖去了。我的母亲问哪儿弄的假牙，那儿子说：“昨夜里在西河岸上抓住了临委会的一个头儿，他是往省城搬援兵，被抓住了，假牙就是那人嘴里的。”父亲当下脸就白了，怀疑是他送走的那人，但他又不能去现场，打发母亲去探个虚实。母亲去了，中街上正游斗那人，并不是昨晚来我家的，他被游斗到街口，押他的人一抬脚，将他踢到了水田里，他跪在泥水中磕头求饶。村里人是瞧不起他这副模样地说：“你这熊样还当头儿？”拿木棒打他的头。似乎是觉得直接打他碍眼，有人就拿了一条麻袋，套住了他，立即木棒擂如雨，我看见鲜红的血在泥水里漾开来。

不久，临委会的势力却大起来，“榔头队”的头儿们和骨干又纷纷逃散了。我的邻居家的那儿子，据说已是一个什么副指挥，他在一次夜里双方对峙的阵地掩体里和人吸烟，对方一个冷枪照着烟火亮光打过来，原本那冷枪瞄得很准，照烟火亮光左边半尺远的地方打，那正是心脏，但那副指挥是个左撇子，用左手拿着纸烟，结果他左边的一个人就挨枪子儿死了。副指挥在这场失利的武斗后逃去了西安，好长时间没有踪影。而村人对他颇有意见，说他是拿着筹委会的一笔巨款的。那巨款就有他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