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是怎么会找到那座奇怪的桥的呢？我想，那座桥是我和秦庾交往的回忆中惟一的一桩奇遇。我不是说，我们发现了钻石矿或者油田什么的。大概，一个人在碰到我现在这样的困境时，总会回想起过去那些最快乐的时光吧？这真是不大明智，假如我能一下子把我和他的小片断统统忘记，那有多好啊！但是不，偏偏那些小片断都来了。过去他对我还好的时候，我的日子这么繁忙——学习、开会、比赛、写发言稿——而他对我的好，给我忙来忙去的这些事都加上了小花边的点缀——一种浅粉色带黄色花蕊的单瓣小花；现在呢，我被提前录取了，一下子变成个无所事事的人，我正想拥有这段时间，把世界的门重重关上，把一切都抛诸脑后，把前一段时间里沉迷于解题的心思好好地转移到他身上，他却完全地拒绝了。他干吗要拒绝？我明明看到他那无助的神情，可是，我更明显地看到他的不耐烦、他的拒绝，到最后，他居然一声不吭地消失。我不敢去找他，也不敢打电话去问他，我从没试过去指责他什么，即便他作弊这件事，我虽然认为他不对，也没有当他面说过“不对”两个字——我突然发现，长久以来，总是我占主动地位，而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总是我用尽千方百计去安慰他、帮助他，而他，他始终一动不动。我这次是不是也试着一动不动，等他过来呢？这不是我所习惯的状态，我是习惯有动作、有争取的，但是，在动作失去效用时，也许我要试着放弃动作。谁知道呢？

我真的很难过。一想到秦庾的事就很难过。我想念那种粉色黄蕊的单瓣小花——我们两个在那座奇怪的桥的缝隙里发现的小花。

那是我高二的下半学期，他还是高一。期中考试刚刚结束，也正到了五月适合出游的时候。教导主任睡了一觉，不知怎么就想起春游的事情，愿意带我们出去走一圈。其实我们对教导主任出主意组织的春游根本没有信心——谁都知道，他恨不得我们吃饭睡觉走路都能受教。我跟这赶时髦配无边眼镜的老政治教师比较熟，对他关于人生的严肃态度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的口头禅就是“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班同学在那个星期里一天到晚让我“去跟这老厌物商量商量”，我知道他们，他们早就制订了满满的“作战计划”，如果没有这“老厌物”的介入，他们可以利用双休日玩得找不到家门。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比前几年又不同了，更加会玩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的，平时个个架上眼镜像个读书人，脚一沾地却收不回来，很有劲。不过，“老厌物”是很严肃的人，严肃的人往往特别固执，我才不去碰这种钉子。我跟他们说，你们不去就不去，没关系，不会强迫你们去的。我和秦庾定好了出去玩，我也不打算去的。教导主任的春游计划出来了，是到一个什么革命遗址去凭吊——那时我反正不去，根本没在意是什么地方。统计春游人数的结果，我想教导主任看了要吃不下饭的：最多的班是二十几人，最少的班干脆一个也没有！我的估计是对的，年级组长和我英雄所见略同，没敢把这结果交上去，而是亲自跑到那几个参加者少的班里挨个游说，花了整整一中午的辛苦和数吨口水，总算好歹把人数拉到了每班至少二十个。那天放学，他还拉了我到办公室里，想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苦地鼓动我“带个头”。唉，我看他那无可奈何的模样，差一点就要答应啦。只是，我和秦庾说得好好的，他带我到郊区他奶奶家去玩，我不想为了一个什么学生干部要带头的傻理由放弃和他一起到郊外踏青的机会。当我从年级组长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晚了，校园里空空的，我一只手提着沉重的书包，还能轻捷地蹦蹦跳跳——我联想起一星期前，也是同一个空空的校园，秦庾站在我面前，说：

“今天天气很好的哦！”

我忍不住笑了，觉得他跟英国人一样，一见面只会说天气，答道：

“对呀。五月份了嘛。”

他显得一副很紧张的样子，把书包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回左手，一个劲地说话。话题很跳跃，一会儿说他过去养一只叫“针筒”的猫，一会儿说他奶奶很好，一会儿说刚刚考完试真想放松一下，一会儿又说他的猫是只黄猫，一会儿又说他奶奶住在郊外，说他奶奶住的地方像陈逸飞的画一样……说了半天，我都不知他要说什么。我到车棚里去取车，眼看他身后的夕阳浓重起来，他却仍然前言不搭后语地喋喋不休，只好打断他说：

“还有事吗？”

他住了口。我看着他，和他身后的校园、他身后的天空——这些在他后边，使我忽然有一种印象：他是凸现在一张纸上的虚构人物，他显得离我如此遥远。半晌，他嗫嚅着说：“没了。”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我看他明明有事，欲言又止的，就又问一句：“真的没事？”

“明天见。”他已经换上了他那种礼貌而恼怒的神情，说话也是藏着一副平板的怨气。

我有点弄不懂他的意思，但我知道，他过一会儿自己会好的。所以我关照一句“有事找我”，就跳上车先走了。

“我有事！”

车行了十多米，忽然听到他在后边大声地嚷嚷。

我高兴得心小跳一下，停车，掉头，看见他在那个校园和夕阳的背景中没命地奔过来。我也大喊大叫道：

“什么事！”

他跑得好快，一转眼在我面前。他刚才那阵激情忽然过去了，又变成一种局局促促的小孩样子。可是，那个校园和夕阳的背景还在。绕着我的车走到我右边，他伸手拨弄着车铃。在“铃铃”声中，我听见他说：

“我告诉你呀，我奶奶家，是很好玩的。”

我心里的一只铃，也“铃铃”地、快乐地响了起来。

我们究竟是怎么找到那座奇怪的桥的呢？

那天是星期六，小周末——就是每个班有二十几个人去参观革命遗址的那一天。我和秦庾约好的，天还没亮透，我们两个就跑去坐车。公共汽车很空——也许是早的缘故——上边的东西都咣啷咣啷的，有的窗玻璃摇不上去，有的窗玻璃摇不下来，我们挑比较干净的前后两个座位坐了，座位上虽然套了皮套子，却像非洲灾民似的瘦骨嶙峋。我坐在他前面，回头看看他，见他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坐在瘦骨嶙峋的椅子上对我笑笑。我本来就很快活的心情被他笑得愈发快活起来，向上向上，想打汽车顶上的窗口飞出去、飞到头顶那一片万里无云的天空中去。

一路上我们没说几句话。我扭头定定地望着窗外。路边歪歪扭扭的小树，一晃一晃地晃了过去，黄黄绿绿的庄稼地，轮流在我眼前闪过，路边出没着苗条轻盈的狗，偶尔有一两只小山羊拴在小树上，新生的年轻的太阳似乎隐隐散发出蜜糖的甜香。都过去了，那么长的路，要一米一米丈量出来的路，一晃就过去了；路边的树，我刚开始慢条斯理地默数着，渐渐乱了，再也数不出头绪来，我停止数数，想想那么多树、那么多田、那么多狗和山羊，都很快地过去了，惟有我和他始终坐在这里，太阳始终照在我们身上——阳光里真的有一种新鲜又温暖的甜香。

秦庾的奶奶果然住在一个很精致的地方。我想不到上海的郊区还能找到这么具有水乡风格的小街。那是一条很偏僻的小街，鲜有路人，铺着平整的石子，天长日久，石子路被磨得又光又亮，站在街口往里一看，看到的是一条窄长的亮光光的小路，一尘不染，幽静极了。他奶奶就住在小街的尽头。房子的墙根长着苔藓和青草，门前铺着青石板，也是又光又亮，那条中部微微下凹的门槛更是光光的。刚进门，无法适应屋里的黑暗，人禁不住要晃两晃；等习惯之后，就看到他的奶奶，慈祥地笑着端详我，眼神里俨然把我当成孙女一样疼爱。仰起头，可以看到高耸的房梁，暗红色，和灰尘、蛛网在一起，有情有义终生为伴。墙角挂着竹篮。八仙桌上搁着老人听的半导体，紧贴八仙桌的墙上还有一张月份牌，画的是福禄寿三位老神仙，长耳粉腮、须发冉冉。暗色的五斗橱上一只三五牌座钟，每过半小时就“当当”地敲，敲得不缓不急——这里的钟是不带有时间的意味的，因为这里的空气安闲、悠久，无所谓的时间从脚下的青石板流过，光滑美丽，散发着清凉的气息。从后门出去，发现屋后竟然流过一条河，正对着门就是水桥，块块石级也是又光又滑。河边一棵柳树，在五月的微风中柔情万种地舒展着它的枝条。石子路、青石板、磨光的门槛、潮湿的水桥……阳光穿过这许多滑润精致的东西，照过来时毫不张扬，流淌着像脚底下那潺潺的流水，落到后墙攀援的爬山虎叶片上，哧溜溜滑了下去，带着烘焙的花香，暖得让人想停下脚步，不走，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