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中国如同再次脱开母体的新生儿。一切都不适应，一切还没完全过去，一切又都重新开端。打开的桎梏还没有完全从身上卸下，满怀希冀中难免疑虑重重，带着恶梦残留的恐惧面向又大又空的未来。这未来任人们用幻想的大笔去涂抹和充填。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未来，未来又能象谁料想的那样？它总是在含糊不清的时候最有魅力，就象这个刚从黑暗的母胎里痛苦分娩出的新时代。谁知道它渐渐会长成什么模样？

这时代，又象风儿吹动的大海，所有舟船都颠簸不稳，扬帆却正好开航；这时代，还象战后、象早春、象黎明、象溺水上岸、象起死回生、象松绑、象大地返青，也象一场非凡的大胜利。生活，再一次敞开人们心灵的窗户，点燃人民心中不灭的热情，把自由还给它的主人--人民。但这自由有多大？有没有边界和轮廓？会不会重新被没收？自由是个陌生的东西。它象水，没有它生态就会枯竭，泛滥开来却会酿成灾难。过去中国很少试验它，试验一次吧！陌生的路，需要一双有勇气走起来的腿！

大家都在试着迈步。还都张开嘴巴，吵个不停。这很象融雪的山野，到处发出欢快的喧哗；清凌凌的水随意流淌，在阳光下闪耀着一片眩目的亮点……

这时，我正回北京办理父亲错案的落实问题，也办理我返回北京工作的手续。但生活的节奏比想象得慢，困难障碍也比想象得多。我家原先的房子早在“遣返”时就被人占了，只好住在大栅栏一家低等旅馆里，等候迟迟未决的准批手续。一天闲着看报，偶然从一位前些年含冤而死的著名音乐家的追悼会的消息中，看到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名单中有简梅的爸爸--简山川的名字。真使我喜出望外。

一股莫名的冲动使我奔到她家。

依旧是那墨绿色的小门。真好，她家门口那块“街道革委会”的牌子已经摘去了。她一家人肯定又返回这安适的旧窠。只是院墙上还有当年用墨笔写的吓人口号的遗痕。时过境迁，这些吓人的东西反会使人发笑。但对于被吓的人，却是留在心中的难以抹掉的阴影。

我敲了门。

门打开，一个高高的、脸儿白净的青年迎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简梅的弟弟简松。他和她姐姐有些相象。

“你找谁？”

“我是你家的朋友，也认识你，你还记得七二年冬天在车站？”

我笑咪咪看着他。他大了，面皮光滑，没一条皱痕，但唇上已然有一些软髭。

他立即露出甜甜的、讨人喜欢的笑容。伸出一双又细又长的大手，热情地同我握手说：“记得，记得，快请进！我姐姐和爸爸都在家，还有许多朋友。”他喉音挺重，象成年人的声音。咬字可不清晰，不象他姐姐口齿那样伶俐。

我随他进去。楼下的门都开着，物归原主了，我想。楼上传来热闹的说笑声。

“我姐姐前几天还念叨你呢？你还在报社吧！”

“不，我在乡下，正在往回办。你和姐姐都从黑龙江回来了吧！”

“也还没有，快了吧！“简松笑呵呵地说。他两条长腿，轻松地连跑带跳地上楼梯。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同当年在车站狼吞虎咽吃包子的样子大不一样。生活一变，人也两样了！

“你爸爸落实政策了吧。”

“嗯，差不多，就剩下补发工资和发还查抄的东西了。”他说着，我们已经上了楼。

从敞开的门口望进去，屋里一群年青人正在聚餐。一条长桌子上摆满啤酒、汽水、碗筷、杯子和五颜六色的水果。大家七嘴八舌，欢乐在每一张脸上。简松走进去说：

“姐姐，你看谁来了？”

应声从餐桌一边站起一个修长、漂亮的姑娘。几年不见，她仿佛高了许多。她穿一件浅蓝色、夹着白条的毛衣。这时姑娘们已经开始试探着打扮自己，穿起非规范的各种衣服了。她的脸儿依旧雪白，明洁透亮，却褪尽了原先多多少少带着的孩子气，前两次凝聚在眉宇间的愁云也一扫而空，她象一只鹿儿轻快地绕过餐桌跑过来，握着我的双手说：

“太好了，太好了，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