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见到他了。

原来张律师还来不及打点，这事情据说已经给上面晓得了，下手谕要军法处速提审。

我拾了一网袋食物，鹊立在铁门外等接见。圆脸孔的兵士点头招呼我过去，在横桌上领了接见证，又叫我等着。六个拎着空篮的人退出来了，圆脸孔兵上推我说：“快！快进去。”我拎着网袋跟众人飞奔过去。

进口处有四张大桌阻挡着，桌旁坐着几个兵立，粗声命令我们把食物拿出来检查。其中有人带了一包瓜子，给丢在地上，说是里面不许吃的，叫他带回去，但瓜子已经散满在地上，也来不及把它们拾起了。另有一个人夹带了几枝香烟，给兵士刮两下耳光，把他推出去，说是今天不许他接见。

我静站在桌前，看检查完了，没有什么，但心中仍旧忐忑不安。里面的门开了，一片铁索琅档声，史亚伦已蓬头垢面的站在我对面了，他们六个犯人并立在桌子里边，我们六个家属则立在桌子外边，这一桌之隔，就仿佛悠悠无尽的天河！于是大家乱糟糟讲话，只听见声音，却听不清楚他们讲些什么。我是一句也说不出来。他的西服已皱得不像样了，里面发黯，胡子满腮的，几乎使我认不出来。见了我，他似乎悲喜交集地喊了一声：“小眉！”下面的话也听不清楚了。不到二分钟光景，兵士就来赶我们出去，我不敢稍停留，到了转角时，不禁回头一望，只见他也正在走进去呢，我却瞧不清楚他的脚上有没有镣铐。渴望多天的面谈，就是如此匆匆一面又完结了。

晚上他又送信出来，叫我设法走看守所所长的路，先来个“特别接见”再说。他又在信中叮嘱我莫惜代价，只要他能够无事，就把这些“货色”用完了也甘心。唉，他如今事到临头，原来也要命不要钱了。但是我还是摸不着道路。

有一个陌生的人来找我，说是史亚伦的同室难友，他可以替我设法特别接见。他说起牢房里的情形：“全间只有像你家的床一般大呢。”他说：“关着六个人，还加上一只马桶。史先生给你写信便是拿这马桶当桌子的。他整天发愁，焦急起来又乱抓头发，我们担心他快发疯了。晚上睡的时候，简直像一听沙丁鱼，还把你的左手同我的右手铐锁在一起，要大小便时两人都得起来，唉，史先生恰巧是同我连在一起的，所以叫我出来找你，替你想法子办到特别接见。”

我听他说得详详细细，当然相信了。后来我们就讨论如何走所长的路。他说他有一个亲戚，与所长是换帖弟兄，他可以托那个亲戚先去探探所长的口气。他又关照我，这种活千万不可在输送信进去时提起，因为这是关系着所长的，他要是赫然震怒，史先生便要因此送命的了。我说我知道了。第二天他就很高兴的给我回音说事情已经说妥了，他的亲戚费了许多唇舌，最后所长总算看他面上答应下来，代价只要一根大条，因为这特别接见照规矩须得司令部里科长以上的亲笔字条，否则他做所长是有很大的干系的。我起先听了嫌代价太大，但再想想又无别法，只得应允了。他叫我准备好金条，明天上午九时他来陪我同去。

但是明天不到九点钟光景他又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看样子还很威武的。他替我介绍说这位就是他的亲戚王先生，住在淮海路十号A，同所长是要好朋友。我说：“一切全仗王先生帮忙。”王先生也就客气几句。于是史亚伦的难友，就叫我到别室去谈几句，问我“东西”预备好了没有。我说预备好了。他就同我商量，这“东西”最好先交王先生送去，因为我们在监狱里，见了所长不好当面行贿的。我想想他的话也有道理，况且他又陪着我同去，不怕出什么毛病，便将一根条子交给姓王的先持去了。

到了九点多钟，他就陪我到司令部看守所，这时候铁门已开，外面长蛇阵似的又排列着普通接见的人了。他叫我在稍远处等候着，不要多说话，这种事情给别人知道了是要出毛病的。于是他就进去说是先要向所长打个招呼。半晌，他出来了，对我说道：“所长讲这时候恐怕人太多，进进出出似乎不很方便。不如到下午二时再来特别接见吧。”我无奈只得快快要回家去，他还说我们不必回家了吧，就在外面吃了午饭，再到这儿来。我想吃午饭还早着哩，也没有心思同生人多应酬，便坚决要回家，叫他到了下午再来接我。谁知道这次可出了毛病，我在家里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也不来，晚上找到淮海路十号A问时，那里又有什么姓王的呢？这才知道遇着骗子，然而却也不便声张，只得自认晦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