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市中心医院的高干病房要比普通病房的条件好得多，安静得多，高伯年还是觉得整天医生、护士进进出出，打针、吃药，弄得他心里乱糟糟的。

他几次要求出院，都被主任医生婉言拒绝了，心脏病的急性发作，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个危险的征兆，预示着人的生命从此踏到一条安危莫测的红线上。高伯年这是第一次发病，发现和治疗得还算及时，危险期还没有完全过去，医生不能轻易放他出院。

高伯年感到乱，并非环境不安静，而是他心里不安静。

他病倒了。市委的工作由一位副书记主持。市委常委会出于对高伯年健康的考虑做出决定，高伯年住院时间，市委工作一律不向他请示，只有重大人事安排问题才等他出院后再定。高伯年对这条规定又很不放心。

他担心自己病倒后市委的工作会停滞下来，又担心他不在，很多工作会乱了套。他感到自己离不开工作，市委也离不开他。

一般群众不了解市委书记每天的工作情况，他们以为他这个市委书记天天优哉游哉的呢。这种认识，老婆说过，女儿说过，甚至这次住了院，医生护士言谈话语中也有所流露。他们似乎觉着市委书记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人物，多他多道关，无他地球照样转。“你们不就是成天开会、发文件、做报告，说一些听着有道理，干起来又摸不着门的原则话嘛。”女儿的话代表了一般群众的意向。由此，他们便推论市委书记的时间是相当富裕的。手下有的是干部和秘书，生活有人料理，讲话有人写稿，整天无非是听听汇报，看看文件，然后就去钓鱼，疗养，吃些延年益寿的高级补养品。

相反，群众却觉得市长很忙，因为群众在报纸、电台、电视台，经常看到的是市长们在那里抓生产、抓生活、抓治安、抓卫生、抓服务态度、抓计划生育、抓住宅建设……这些都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市政府的形象是干实事的。

高伯年很反感群众这种无知和错误的理解，每每听到类似的议论，他都感到心里冒火，市政府是市委领导下的政府，市里一切大政方针不都是市委制定的？市里的重大工作无一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市政府、区政府两级干部班子都是由他亲自主持，一个个考察、筛选出来的。世界是人主宰的世界，人是由精神去支配的，还有什么工作比管人、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更重要、更复杂的呢？

他是市委书记，每天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从没有闲时间去钓鱼。他也没吃过什么特殊的礼品，他最喜欢吃老家带来的新玉米面菜糊和两面发糕。这或许在人们天天吃细粮的时代显得与家人和大多数市民有所不同，倒是阎鸿唤却一次次地去参加大宴会，小宴会。

想到阎鸿唤，他心情更难以平静。一山不能有二虎，阎鸿唤这只虎是他推荐到山上来的。他曾经欣赏过阎鸿唤，尤其是他的那种锐不可当的气魄。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只他抬举上山的虎居然与他争起雄来。

市长扩大会的情况，他听说了。阎鸿唤也派人将方案送到了他的办公室，但他没看。因为这都是些天方夜谭，是痴人说梦，他根本不用看。他原打算在市常委会上再次否决阎鸿唤的方案。他要对他的城市负责。可现在住进了医院，既然常委会决定不让他过问工作，他就不必为那个方案操心了。反正他表示过反对意见，常委会非正式否决过，将来出现的一切严重后果，由阎鸿唤自己负责。在他住院的转天，他就把这个意思让秘书转达主持市委工作的副书记。他觉得自己的态度也许会迫使阎鸿唤主动放弃那个不切实际的方案。

他还在关心普店街。普店街让他心里觉得欠着一笔账。这笔账来自一位战友的临终嘱托。

这战友是他当侦察营长时手下的一个排长，叫杨德和，解放后，他带着这位排长一起进了城。杨德和分配在西市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高伯年在工业局当局长。几年后杨德和得了肺结核，没有来得及成个家就去世了。临终前，他对高伯年一再嘱托，让他关心普店街，把普店街的群众生活照顾好。杨德和为什么这样关注普店街，他没来得及问，他只是连连点头答应了。六三年发大水时，他去普店街救灾，面对泡在水中的市民，他想起了杨德和的嘱托，再一次对群众许诺了。他从局长升为市委书记，二十八年弹指一挥间，他为市民群众做了些什么？只有空空的许诺，看到此次泡在水里的群众，他觉得内心有愧。

但他又觉得无愧。街党委书记来看望他，告诉他由于市委书记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他们中间，民心大为安定，精神倍受鼓舞，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排除了积水，普店街全体群众向他表示感谢和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