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后世常以齐、鲁并称，其实，二者有很大不同。鲁文化受周公的深远影响，以宗法为本位，重礼乐，诵诗书，是相当典型的儒家文化。而齐地的文化，尤其就本篇所记述的历史时期而言，“黄老之学”似乎更占上风（可参看“文化拓展”部分）。

本篇中，记载了从齐太公始封到田和代齐的六百余年历史，重点叙述了太公、桓公的事迹。作者突显的是齐国在春秋时的霸主地位，为此，有意识地交代了齐国霸业形成的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有利因素：齐国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便于发展鱼盐与农耕；齐人天性“阔达多匿知”，有利于太公、管仲等人修黄老之术、发展经济，使齐国形成良好的文化传统；齐桓公时周室衰微，虽然齐、楚、秦、晋四国都强，然而当时晋献公死，骊姬弄权，诸公子逃亡，国内动乱连连；秦穆公以夷狄自置，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则忙于收拾南方少数民族，楚国还来不及向北方发展，这些都为齐国谋求霸业提供了有利时机。

司马迁在谈到本文的写作时说：“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黄发，爰飨营丘。不被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公显彰。田阚争宠，姜姓解亡。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太史公自序》）。很明显，司马迁将齐国数百年的兴衰分阶段处理，所叙事件虽多，但由于“略小取大，举重明轻”，清晰地表现了齐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

齐国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是姜太公受封时期。此篇首言太公辅佐文王、武王，伐纣而定天下；次言齐太公在齐“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然后又写太公奉成王命得专征伐四方，“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

齐桓公创立霸业是齐国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文中叙述了管仲由于鲍叔的举荐而得到桓公信任，与鲍叔、隰朋、高傒共同辅齐。他对内修德政，发展工商；对外明信义，尊王攘夷，终于使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完成霸业。桓公晚年多内宠，不听管仲临终劝告，信用易牙、开方、竖刀，桓公死，齐国遂陷于内乱，国力削弱。

之后，经过崔杼、庆封等人的专权与争斗，齐国元气大伤，到了齐简公执政时期，简公不用御鞅之言，宠任监止，致使田、监争权，简公被杀，田和专权，并最终导致康公遭迁、姜姓政权灭亡的历史悲剧。

司马迁在叙述中强调了 “人谋”是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基本思想，人的作用在国力的盛衰与权力的更迭中得到了相当明显的体现。司马迁在此篇中思想观念超越于时代的还有他对于礼的看法。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 “独尊儒术”的时代，而儒家之“礼”相当繁缛，司马迁甚为尊崇的晏子便曾指责儒者的“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非所以先细民也”（《孔子世家》）。司马迁看重礼的内在精神即所谓“近性情，通王道”（见《太史公自序》中《礼书》小序），因而主张“简其礼”，表现出对时代观念的超越。

《齐太公世家》还摒弃了空洞的仁义说教，更多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功利，肯定善政，肯定追求物质利益、向往美好生活的人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时代观念。

正文：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1077]人。其先祖尝为四岳[1078]，佐禹^[yǔ]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1079]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1080]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1081]，非虎非罴^[pí][1082]；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1083]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1084]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1085]。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1086]，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1087]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1088]之为文武师。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1089]商政，其事多兵权[1090]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1091]。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1092]，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1093]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