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关键词

知与能，作与评（中国文学批评的两个传统）。

关于知与能、作与评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历来就共存有两个传统。一是以曹植此文中所提出的“能作而后能评”的观点为代表的一派。曹植以为，“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也就是说，高度的艺术素养与才能，是文学批评者必具的条件。知评者未必能创作，而唯有自身具备创作才能的人才有资格进行文学评论。类似的观点，后世继承者颇多。陆机《文赋》：“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批评《文心雕龙》和《诗品》曰：“异议蜂起，高谈不息。人惭西施，空论拾翠之容；质谢南威，徒辨荆蓬之妙。”陈衍评钟嵘：“未尝存其片牍，传其只字，是犹终身藜藿，而能评珍馐之旨否；毕生菅蒯，而能辨锦绣之楛桹也，夫谁信之？”（《诗品平议》）另一派传统以曹丕为代表。《典论?论文》中说：“人善于自见，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家有敝帚，亨之千金”。继而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也说：“随性适分，鲜能圆通。”且又在《知音》一篇中说：“圆照之象，必先博观。”其后王羲之《书论》有曰：“善鉴者不书，善书者不鉴。”王世贞《艺苑卮言》：“眼中有神，腕下有鬼。”王闿运：“辞章知难作易。”钱锺书讥曰：“必曰身为作者而后可‘掎摭利病’为评者，此犹言身非马牛犬豕者，不得为兽医也！”（《管锥编》第1052页）

问题分析

1，本文是我国中古文学批评的一篇重要文献，试述其所包含的文艺思想。

杨德祖是曹植的好友，故曹植几次写信给他，讨论当时文人的优劣，这是其中的一封信，专门论文。在信中，曹植叙述了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讨论了文学批评的弊病，表达了自己平生的胸怀和抱负。其中蕴涵了不少可贵的文学思想，大致可归约为以下几点。

一是反对文人相轻。这乃是针对建安文坛“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的现状而有的放矢的议论。不仅如此，本文还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二是以批评陈琳为例，主张文人之间能客观地开展相互批评，而不是一味专事互相吹捧。三是强调文学批评应以创作才能为基础——即唯有自身具备创作地才华和能力，方有资格对他人文章一论长短高下。此论虽有“辩而无当”之嫌（《文心雕龙?自序》），但对于当时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却随意抵苛他人的文坛时弊，也不失为一种矫枉纠偏的助益。四是提出了在文学口味上“人各有好尚”，不能强求统一的观点。所谓“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之偏好，强求他人认同迁就。五是肯定了民间俗文学所独有的价值。“街谈巷议，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应该说，此书见地高远，且意到笔随，情文并茂，堪称魏晋时代极有特色的一篇论文文章。

2，书信末尾不仅申明了曹植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毕生追求，且对辞赋创作贬抑甚低。这与当时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新文学观背离甚远，当如何理解这一问题？

曹植斥文章为“小道”，一心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这与曹丕视之为“不朽”的文学观大相径庭。何则？不妨可从两个角度来揣测。一是两人身份立场不同。曹丕身为储君，“立功”于他而言，早已成为人生规划中的题中之意，并未见得希罕。相反，此时“立言”与他，倒是更能体现个人才华价值的装饰品了。因而持有文章“大道”的见解。而曹植则不同。他身为臣子，一心追求的便是功名建树，而辞赋翰墨之事与此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加之自己“立功”之志受挫未果，于是只得转而求“立言”——这就无怪乎会视文章为“小道”了——其间充满的是情非得以的苦衷以及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另一种原因，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就已作过推测。他认为曹子建说文章是“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作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自己的文章已经作得很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的活动目标又在政治，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显然也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循理即畅，今人当细心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真意所在。

文化史扩展

1，田巴遇鲁仲连而终身杜口。田巴是战国时齐国著名的辩士，极富有反传统的精神。鲁仲连，乃战国时期著名的传统义士。据说有一次，田巴曾在狙丘和稷下等地与人辩论，毁五帝，罪三王，一日说服千人。但经鲁仲连指责之后，田巴便就此闭口不谈了。（可参看《史记?鲁仲连传》索引）陈寅恪先生在其《寄北大学生语》一诗中就曾援用此典。诗曰：“群趋东瀛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连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此耻。”

2，“人人”与“家家”（中古语言学用例）。

《与杨德祖书》中有“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的一句。此处“人人”和“家家”的对文，属于中古语言学上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用例。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文心雕龙?辨骚》）；“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神灭论》）；“家有千里，人怀盈尺，可事贵乎”；“家家自以为稷、弃，人人自以为皋、陶”；“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等等。对于这一现象，王利器先生经过分析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古语言的实际发展进程中，“家”也并非今人使用时的复数——而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泛称，与“人”相同。比如“冤家”、“仇家”等。因为这里的“家”，乃是“他”字的古代用法，两者属同音语根“牙”。只不过“他”字与“家”相比，比较晚起而已。因此，中古文章中，常有“家”、“人”对举的用例出现。（详见宋孫奕《示兒編》卷七“句法同”条，以及王利器《“家”、“人”对文解》一文）。

集评

《与杨徳祖书》略云：“词赋小道，（扬）子云先朝执?之臣，而犹称壮夫不为。吾虽薄徳，位为藩侯，庶几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词赋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味其文势骏壮，退之《答崔立之书》本此。（宋 刘克庄《后村诗话》巻六）

曹子建《与杨徳祖书》云：“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子建之论善矣！任昉为王俭主簿，俭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语。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为人诋诃，虽未形之于辞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宋 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三、十四则）

“……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尝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此魏陈思王曹子建《与杨徳祖书》中语，久为名言，世之露才扬己，强辩护短者，宜味之。夫文章是非，无有定极，人言果当，何吝更改？正不失为己益也。子建深明此理，甚善。（元 刘埙《隠居通议》卷十八）

昔人谓天下才共一石，惟曹子建得八斗。乃其《与杨徳祖书》：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之润饰，自以才不过若人为辞。当时目子建者，以为‘绣虎’，而欿不自足若是。李本宁谓其弱志强骨、虚心实腹，故当时独步鹰扬。擅名振藻、发迹髙视之俦，无得而踰焉。（清 周召《双桥随笔》卷一）

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气焰殊非阿兄敢望。（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九）

有波澜、有性情。（清 李兆洛《骈体文钞》卷三十引谭献评语）

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观其《答杨德祖书》，不以翰墨为勋绩、词赋为君子；《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仁心劲气，都可想见。（清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论文语意切挚，真甘苦自得之言。后幅倾吐怀抱，不欲以文人自囿，尤觉英气逼人。何义门谓气焰非阿兄敢望，信然。（近代 高步瀛《魏晋文举要》）

问题与讨论

1，试论曹丕曹植文学批评观的异同。

2，试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能“作”与能“评”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