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码头上的时候，只有赫曼在那里看着木筏。我有意老远就让汽车停下，沿着防波堤从这头走到那头，尽量松松腿，谁也不知道要隔多久才能再走路哩。我跳上木筏，筏上乱七八糟，到处是香蕉串、水果篮，在这最后时刻扔上来的口袋等等，这些东西都收藏起来，捆扎好。在这一大堆东西之中，赫曼无可奈何地坐着，手里拿一只鸟笼，笼里有一只绿鹦鹉，是一位利马友人的临别赠礼。

“你照看一下这只鹦鹉，”赫曼说道，“我一定要上岸去喝一杯啤酒，动身前的最后一杯。拖轮要过好几个钟头才来。”

他刚上码头，拖轮“江防号”正绕过堤端全速开来。它没法开到“康提基”旁边，沿途帆墙如林，航道壅塞。它远远地停下了，派了一只大汽艇来把我们从帆船丛中拖出来。汽艇上站满了海员、军官和电影摄影记者。于是命令高声喊着，摄影机嗒嗒响着，一根坚实的拖索便紧紧系在筏头上来了。

“等一会儿（西班牙语），”我带着鹦鹉坐着，绝望地叫道，“太早了，我们一定要等别的人—参加远航的人（西班牙语）。”我一边解释，一边指着市区。

但是没人懂我的话。军官们只是有礼貌地微笑着。岸上的水手已经把碇泊木筏的绳索解开了。长长的巨浪翻过防波堤滚滚而来，波浪激荡，我们束手无策地荡来荡去。木筏正向码头的木桩上冲击，我急了，拿起一枝桨，妄想避免这一猛撞。这时，汽艇开动了，“康提基”一震，开始了它的远途航行。

我惟一的同伴，是那说西班牙话的鹦鹉，它正无精打采地在笼子里呆望着。我孤苦伶仃，站在木筏上，遥望我失去的同伴，却一个也不见。不久，我们到了“江防号”，它已生起火，准备拔锚启行。我瞬间上了绳梯，到上面拼命大叫大喊，总算把开船时间延迟了。他们派了一只小艇回码头。

这时候，艾立克和班德手里捧满了书报和各式各样的东西，逍遥自在地走向码头。他们碰见的人群都在向回流，后来，被警察岗口上的一位和蔼的警官拦住了并告诉他们，已经没有热闹可瞧了。班德用他的雪茄烟做了一个活泼的姿态，告诉那位警官，他们不是来瞧热闹的，他们自己就是要乘木筏出发的。

“没有用了，”这位警官不容置喙地说道，“‘康提基’已经在一个钟头前开走了。”

“不可能的，”艾立克说道，掏出一包东西来，“这是风灯。”

“他是领航员，”班德说道，“我是膳务员。”

他们硬闯了过去，可是木筏不在。他们在防波堤上焦急异常地走来走去，碰上了另外几个，他们也正竭力寻找失踪了的木筏。后来他们看见小艇来了，于是我们六个总算聚齐了。“江防号”拖我们出海，海水在木筏周围翻滚。

等到最后我们开船的时候，已将近傍晚。“江防号”要到第二天早上拖我们离开沿海的航道后，才解索离开我们。我们刚离开防波堤，就碰到海上吹来的一阵顶头风，跟随我们的小船都一只接一只回去了。只有几只大游艇跟我们到海湾入口的地方，看看那里的情况如何。

拖轮整夜缓缓拖着，只出了一两次小毛病。游艇早就向我们告别了，从筏尾望去，岸上最后一点灯光不见了。黑暗之中，只有几只轮船上的灯光在我们面前经过。我们轮班值夜，看看拖索，每人都睡了一会儿好觉。第二天破晓，秘鲁沿海起了浓雾，而在我们前面西边，蓝天晴明。海浪长长地、静静地带着白色的小浪峰，翻滚而来。我们接触到的衣服、木料和各种东西，都被雾水浸湿了。天气很凉，在这南纬12的地方，我们周围的海水却冷得出奇。

晨光熹微之中，我们看见拖轮就靠在近旁，我们小心又小心，把木筏泊在离开船头远些的地方，然后把我们那小小的、打足气的橡皮艇放下水。小艇在水上像一只足球。艾立克、班德和我上了艇，摇到“江防号”，抓住绳梯爬上船。我们由班德当翻译，在海图上找出我们所在的正确位置。我们是在卡亚俄西北方向，离岸有五十海里。以后头几个晚上要点灯，免得被沿海船只撞沉。再出海去，我们便一只船也碰不上了，因为在太平洋上的这一部分，是没有航线经过的。

我们在船上向全体人员郑重道别。许多人很不自然地看着我们爬进小艇，在波浪上颠抛着回到“康提基”。于是拖绳解开了，木筏又自顾自了。“江防号”上的三十五个人站在栏杆旁边挥手，一直挥到我们看不见他们为止。“康提基”的六个人坐在箱子上，一直望着拖轮，望到望不见为止。后来拖轮的黑烟散了，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才自己摇摇头，彼此对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