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村人自己安装了一架收音机，散发用墨汁写在学校练习簿纸张上的情报局战报和传单。

为了这架收音机，不知费了多少周折！他们到处寻找，在各处的屋子里发现了一些早已报废的、损坏了的廉价收音机，就把这些收音机偷出来。鲍利斯葛拉万，一个跟着父母从比萨拉比亚逃难出来、定居在克拉斯诺顿的摩尔达维亚人，——小组里叫他阿列科①，——负责用它们来装成一架可以使用的收音机。可是有一次他带着机器的个别零件和真空管回家的时候，半路上被一个“警察”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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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列科是普希金的长诗《茨冈》的主人公。

葛拉万在“警察队”里只讲罗马尼亚语，他大喊大叫，说“警察队”剥夺了他全家的生活资料，因为他需要这一套材料来做打火机，他赌咒发誓地说他要到罗军司令部去控诉：因为总有一些过路的罗马尼亚部队的军官在克拉斯诺顿过夜。在葛拉万家里查出几只做好的打火机和几只在制造中的打火机——他的确是靠做打火机来赚点钱贴补生活。于是“警察队”释放了这个“盟国”的“代表”，虽然还是没收了他的收音机零件。但是他仍旧用剩下的那些零件装成了一架收音机。

五一村人通过李丽亚伊凡尼兴娜跟附近一些庄子发生独立的联系，李丽亚从俘虏营逃回来把身体养好后就到苏霍多尔庄去做教师。他们是武器的主要供应者。他们在草原上，有时跑得老远到顿涅茨河边的战区去搜集武器，还从过夜的德国官兵和罗马尼亚官兵那里偷武器。等五一村所有的年轻人——组织的成员——都武装起来了，多余的武器就交给谢辽萨储藏起来，地点只有谢辽萨和极少数人知道。

就像整个“青年近卫军”组织的灵魂是奥列格柯舍沃伊和伊凡杜尔根尼奇，克拉斯诺顿村组织的灵魂是柯里亚苏姆斯柯依和托西雅叶里谢延柯一样，五一村组织的灵魂就是邬丽亚葛洛莫娃和阿纳托里波波夫。

阿纳托里波波夫被总部任命为五一村小组的指挥员，以他在共青团里获得的组织经验以及他素有的严肃态度，他在五一村青年所做的一切工作里都贯注了严格的纪律性和以全体青年的特别协调的工作为依据的大胆果断的精神。

邬丽亚却是一切创举的发起人、五一村人的大部分告民众书和传单的起草人。这个苗条修长的姑娘，梳着两条沉甸甸的黑辫子，眼睛里有时迸射出明亮、强烈的光芒，有时充满神秘的力量，与其说是顽皮，不如说是文静；与其说是热情，不如说是恬淡，然而又是两者兼备。现在才看出，这个姑娘早在跟大家毫无区别地一同学习、到草原上散步、像大伙一样唱歌跳舞、朗诵诗篇、辅导少年队员的时候，就已经在女友和同学们中间积累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威望。

青年的特点是能不凭研究和经验，而只是从第一瞥、第一句话、第一个动作来辨别什么是表面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枯燥乏味的，什么是生动活泼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有意义的。邬丽亚现在并没有特别亲密的女友，她对大家都同样关怀、和气、严格。但是姑娘们只要看见她，跟她交谈上三言两语，就足以使她们感到，邬丽亚所以这样并不是由于精神贫乏，在这后面有着一个充满感情与思考、充满对人的不同评价、充满对人的不同态度的巨大的世界。这个世界能够以出人意料的力量表现自己，特别是在一个人理应受到它的道义上的批评的时候。像邬丽亚这样性格的人，哪怕能得到她的一视同仁的对待，都会被视为奖励，如果她能有一刹那微微打开她的心灵，那更不知要怎样令人受宠若惊了。

她对所有的男青年也是同样地一视同仁。他们中间不但没有人能说她对他比对别人好，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哪怕敢于在内心作这种奢望。只要看到她的目光和举动，每个男青年都会明白他所接触的人不是妄自尊大，更非感情贫乏，而是一个具有严谨的、内在的、充满真正热情的世界的人。这种热情还没有找到一个对象可以向之无保留地、大量地、尽情地倾注，但它又不能一点一滴地把自己消耗掉。因此邬丽亚就被青年人对特别坚强而纯洁的姑娘们产生的那种不自觉的、关切的、无私的崇拜包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