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电话铃响了。

我正用深红色化妆水敷脸——脸由于整天去游泳池晒得通红。铃声响过几遍，我只好作罢，将脸上整齐拼成方格图案的块块绵纱拨掉，从沙发上起身拿过听筒。

“你好，是我。”

“噢，”我说。

“做什么呢？”

“没做什么。”

我用脖子上缠的毛巾擦了把隐隐作痛的脸。

“昨天真够开心的，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那就好。”

“唔……可喜欢炖牛排？”

“啊。”

“做好了。我一个人要吃一个星期，不来？”

“不赖啊。”

“OK，一小时后来！要是晚了，我可就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明白？”

“我说……”

“我不乐意等人，完了。”说到这里，没等我开口便挂断了电话。

我重新在沙发上歪倒，一边听收音机里的第一个40分钟节目，一边出神地望着天花板。10分钟后，我冲了热水淋浴，用心刮过胡子，穿上刚从洗衣店取回的衬衫和短裤。一个心旷神怡的傍晚。我沿着海滨大道，眼望夕阳驱车赶路。进入国道前，我买了两瓶葡萄酒和一条烟。

她收拾好餐桌，摆上雪白的碟碗，我用水果刀启开葡萄酒的软木塞，放在中间。炖牛排的腾腾热气使得房间异常闷热。

“没想到这么热，地狱一样。”

“地狱更热。”

“像你见过似的。”

“听人说的。由于太热了，等热得快要发狂时，便被送到稍微凉快点的地方，过一会儿又返回原处。”

“简直是桑拿浴。”

“差不多。里边也有的家伙发狂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

“那怎么办？”

“被带到天国去，在那里往墙上刷漆。就是说，天国的墙壁必须时刻保持一色洁白，有一点点污痕都不行，因为影响外观。这样一来，那些从早到晚刷墙不止的家伙，几乎全都得气管炎。”

她再没询问什么。我把掉在瓶内的软木屑小心翼翼地取出，斟满两只杯子。

“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干杯时她说道。

“什么啊，这是？”

“电视广告呀。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没看过？”

“没有。”

“不看电视？”

“偶尔。以前常看。最中意的是名犬拉希，当然是第一代的。”

“到底喜欢动物？”

“嗯。”

“我是有时间就看，一看就一天，什么都看。昨天看生物学家和化学家的讨论会来着。你也看了？”

“没有。”

她喝了口葡萄酒，突然想起似地轻轻摇头道：

“帕斯茨尔具有科学直感力。”

“科学直感力？”

“……就是说，一般科学家是这样思考的：A等于B，B等于C，因此A等C、Q、E、D，是吧？”

我点头称是。

“但帕斯茨尔不同。他脑袋里装的唯独A等于C，无需任何证明。然而理论的正确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他一生中有数不清的宝贵发现。”

“种痘。”

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上，满脸惊诧地看着我说：

“瞧你，种痘不是简娜吗？你这水平居然也上了大学。”

“……狂犬病抗体，还有减温杀菌，是吧？”

“对。”她得意但不露齿地一笑，喝干杯里的葡萄酒，重新自己斟上。“电视讨论会上将这种能力称为科学直感力。你可有？”

“几乎没有。”

“有好，你觉得？”

“或许有所用处。和女孩睡觉时很可能用得上。”

她笑着走去厨房，拿来炖锅、色拉盘和面包卷。大敞四开的窗口有些许凉风吹来。

我们用她的唱机听着音乐，不慌不忙地吃着。这时间里她大多问的是我上的大学和东京生活。也没什么趣闻，不外乎用猫做实验（我撒谎说：当然不杀的，主要是进行心理方面的实验。而实际上两个月里我杀死了大小36只猫），游行示威之类。

我还向她出示了被机动队员打断门牙的遗痕。

“想复仇？”

“不至于。”我说。

“那为什么？我要是你，不找到那个警察，用铁锤敲掉他好几颗门牙才怪。”

“我是我，况且一切都已过去。再说机动队员全长得一副模样，根本辨认不出。”

“那，岂非毫无意义了？”

“意义？”

“牙齿都被敲掉的意义啊！”

“没有。”我说。

她失望地哼一声，吃了一口炖牛排。

我们喝罢饭后咖啡，并排站在狭窄的厨房里洗完餐具，折回桌旁点燃香烟，开始听M．J．Q的唱片。

她穿一件可以清楚看见乳房形状的薄薄的衬衣，腰间穿一条宽松的布短裤，两人的脚又在桌下不知相碰了多少次——每当这时我便觉得有点脸红。

“好吃？”

“好得很。”

她略微咬了下嘴唇：

“为什么我问一句你说一句？”

“这——，我的坏毛病。关键的话总是记不起来。”

“可以忠告你一句么？”

“请。”

“不改要吃亏的！”

“可能。和破车一个样，刚修了这里，那里又出问题。”

她笑了笑，把唱片换成马宾．基。时针已近8点。

“今天不用擦皮鞋了？”

“半夜擦，同牙一起。”

她将两只细嫩的胳膊支在桌面上，很是惬意地手托下巴盯住我的眼睛说着。这使我感到十分慌乱。我时而点燃香烟，时而装出张望窗外的样子移开眼睛。但每次她反倒更加好笑似地盯住不放。

“嗳，信也未尝不可。”

“信什么？”

“上次你对我什么也没做的事呀。”

“何以那么认为？”

“想听？”

“不。”我说。

“知道你这么说。”她扑哧一笑。为我往杯子里斟上葡萄酒，而后眼望窗外，仿佛在思考什么。“我时常想：假如活得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该有多好！你说能做到吗？”她问。

“怎么说呢……”

“咦，我莫不是在给你添麻烦吧？”

“无所谓。”

“现在无所谓？”

“现在。’她隔着桌子悄然伸过手，同我的手合在一起，许久才收回。

“明天开始旅行。”

“去哪里？”

“还没定。准备找个又幽静又凉爽的地方。一周左右。”

我点点头。

“回来就给你打电话。”

归途车中，我摹地想起最初幽会的那个女孩。已是七年前的往事了。

整个幽会时间里，她始终一个劲地问我是否觉得没意思。

我们看了普雷斯列主演的电影。主题歌是这样的：

我和她吵了一架，

所以写封信给她：

是我错了，原谅我吧。

可是信原样返回：

‘姓名不详地址差’。

时光流得着实太快。

23

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阳物为“你存在的理由”。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为主题写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归终没有完成，而我在那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我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整整生活了8个月之久。乘电车时先数乘客的人数，数楼梯的级数，一有时间就测量脉搏跳动的次数。据当时的记录，1969年8月15日至翌年4月3日之间，我听课358次，性交54次，吸烟6，921支。

那些日子里，我当真以为这种将一切换算成数值的做法也许能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然而无须说，任何人都不会对我吸烟的支数、所上楼梯的级数以及阳物的尺寸怀有半点兴致。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顾盼自怜。

因此，当我得知她的噩耗时，吸了第6，922支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