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酣睡了一夜，一动不动，直到送早班邮件的邮递员把他惊醒。他感到疲倦，没精打采，只漫无目的地翻着邮件。一家强盗杂志寄来了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有一张二十二元的支票。他为这笔钱已经催讨了一年半。他注意到了那个数字，却无动于衷。以前那种发表作品收到支票时的激动已经没有了。这份支票不像以前的支票，其中再没有对远大前程的预告。在他眼里那只不过是二十二元钱的一张支票，可以买一点东西吃，如此而已。

同一批邮件里还有一张支票，是从纽约一家周刊寄来的，是一首幽默诗歌的稿酬，十块钱，几个月以前采用的。一个想法来到他心里，他心平气和地思考着。他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也不急于做什么，但他却非活下去不可，何况他还欠了一大批债。若是把他堆积在桌子底下的那一大堆稿件全部贴上邮票，重新打发出去旅行，会不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其中的一两篇说不定能够被采用，那就可以帮助他生活下去了。他决定作这笔投资。他到奥克兰兑现了支票，买了十块钱邮票。一想起回到那憋气的小屋去做饭吃他就气闷，于是第一次拒绝了考虑欠债的问题。他知道在屋里可以用一毛五到两毛钱做出一顿像样的早饭，但是他却进了论坛咖啡馆，叫了一份两元一客的早餐。他给了传者一个两毛五的硬币，又花了五毛钱买了一包埃及香烟。那是他在露丝要求他戒烟之后第一次抽烟，不过现在他已经找不出理由不抽了，何况他还很想抽。钱算得了什么？他用五分钱就可以买一包度浪牌烟叶和一些卷烟纸，自己卷四十支——可那又怎么样？此刻的钱，除了能够立即买到手的东西以外，对他已经毫无意义。他没有海图，没有船舵，也没有海港可去，而随波逐流意味着不用理会生活——生活只叫他痛苦。

日子一天天默默过去。他每天晚上照例睡八个小时。现在他在坐待更多支票寄来，只到日本料理去吃饭，一餐一毛钱。他消瘦的身子丰满起来了，凹陷的双颊平复了。他不再用短促的睡眠、过度的工作和刻苦的学习来折磨自己了。他什么都不写了，书本全关上了。他常常散步，长时间在山里、在平静的公园里溜达。他没有朋友，没有熟人，也不结交朋友——没有那种要求。他在等待某种冲动出现，好让他停了摆的生活重新启动。他不知道那启动力会从哪儿来；他的生活就一直那么沮丧、空虚、没有计划、无所事事。

有一次他到旧金山去了一趟，去看看那些“草芥之民”，但是在踏上楼梯口的最后一刻他退却了。他转过身子逃进了人烟稠密的犹太贫民区。他一想到听哲学讨论就头疼，他偷偷地溜走了，他生怕出现什么“草芥之民”认出他来。

他有时也读报纸和杂志，想看看《蜉蝣》遭到了什么样的虐待。那诗引起了轰动，可那是什么样的轰动呀！每个人都读了，每个人都在讨论它是否算得上真正的诗。地方报纸讨论了起来；每天都要发表一些渊博的专栏评述，吹毛求疵的社论，和订阅者们一本正经的来信。海伦德拉德尔玛（她是以花腔连天的喇叭和震天价响的鼓声被捧上了合众国最伟大的女诗人宝座的）拒绝在她的飞马①背上给予布里森登一席之地。她给公众连篇累犊地写信，证明布里森登算不上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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