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福尔摩斯两人对坐在贝克街他寓所的壁炉前。他说：“老兄，生活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破妙何止千百倍；真正存在的很平常的事情，我们连想也不敢想。假如我们能够手拉手地飞出那个窗户，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地揭开那些屋顶，窥视里边正在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破怪的巧合、密室的策划、闹别扭、以及令人惊破的一连串的事件，它们一代一代地不断发生着，导致稀破古怪的结果，这就会使得一切老一套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索然无味而失去销路。”

我回答说：“可是，我并不信。报纸上发表的案件，一般地说，都十分单调，俗不可耐。在警察的报告里，现实主义到了极点，必须承认，结果是既不有趣，也无艺术性。”

福尔摩斯说道：“要产生实际的效果必须运用一些选择和判断。警察报告里没有这些，也许重点放到地方长官的陈词滥调上去了，而不是放在观察者认为是整个事件必不可少的实质的细节上。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象司空见惯的东西那样不自然的了。”

我笑着摇摇头说：“我十分理解你这种想法。当然，由于你所处的地位，是整个三大洲每一个陷于困境的人的非正式顾问和助手，你就有机会接触到一切异乎寻常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让我们作一次实验，这儿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条新闻占了半栏篇幅，可是我不看就完全明白里边说的是什么。当然罗，其中牵涉到另一个女人、狂欢滥饮、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伤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姊妹或者房东太太等等。哪怕最拙劣的作者也想不出比这更粗制滥造的东西了。”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粗略地扫视了一下，开口道：“其实，你所举的例子，对你的论点来说是很不恰当的。这是邓达斯家分居的案子，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把同此案有关的一些细节弄清楚。丈夫是绝对的戒酒主义者，没有别的女人；被控的行为是，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在每餐结束时，总是取下假牙，向他的妻子扔去。你将认为，这件事在一般讲故事者的想象里是不会发生的。大夫，来一点鼻烟，你得承认，从你所举的例子来看，我赢了。”

他伸手拿出他的旧金鼻烟壶，壶盖的中心嵌上了一颗紫色水晶。它的光彩夺目同他的朴素作风和简单生活成为鲜明的对照，于是我不得不加以评论。

“呵，'他说，“我忘记有几星期没见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酬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相片案中帮了他的忙而赠送的小小纪念品。”

“那个戒指呢？'我看了看他手指上光辉夺目的钻石戒指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由于我给他们破的案件非常微妙，即便是对你这么一位一直诚诚恳恳地把我的一两件小事迹都记述下来的朋友，我也不便透露。”

“那末，目前你手头上有什么案件吗？'我很感兴趣地问他。

“有那么十一二件，但是没有一件是特别有趣的。它们是重要的，你了解，但是并不是有趣的。的确，我发现在通常不重要的事件里倒有观察和可以机敏地分析因果关系的余地，这样的调查工作就很有兴味了。罪行越大，往往越简单；因为罪行越大，一般地说，动机就越明显。这些案件中，除了从马赛来要我办的那个案件颇为复杂以外，其它就没有一件特别有趣了。不过，也许再过一会儿，就会有更有趣的案件送上门来的，因为如果我不是大错而特错的话，现在又有位委托人来了。”

他从椅子上起身，站到拉开了窗帘的窗前，往下看着那灰暗而萧条的伦敦街道。我从他的肩上往外看去，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颈上围着厚毛皮围脖，插着一支大而卷曲的羽毛的宽边帽子，以德文郡公爵夫人卖弄风情的姿态，歪戴在一只耳朵上面。在这样盛装之下，她神情紧张、迟疑不决地向上窥视着我们的窗子，同时身体前后摇晃着，手指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手套的钮扣。突然，象游泳者从岸上一跃入水那样，她急遽地穿过马路，我们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到壁炉里，说：“这种征兆，我以前看见过。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经常是意味着发生了色情事件。她想要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但是又拿不定主意是否应把这样微妙的事情告诉别人。就在这点上也要加以区别。当一个女人觉得一个男人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事的时候，她不再摇晃了，通常的征兆是急得把门铃线都给你拉断了。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作是一桩恋爱事件，不过这个女子并不怎么愤怒，而只是迷惘或忧伤。好在目前她亲自登门造访，我们的疑团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他正说着，有人敲门，穿着号衣的男仆进来报告说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话音未落，这位女客就出现在他那穿着黑色号衣的矮小身材后面，仿佛随着领港小船扬帆而来的一艘商船。福尔摩斯以他落落大方而又彬彬有礼的非凡态度欢迎她，他随手推上门，微微鞠躬，请她在扶手椅上坐下，片刻之间，就以他特有的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态把她打量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