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我已经非常熟悉——我数十次路过这里，但从来不是一个人。这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完全的自由。我把厨房里的零钱搜刮一空，来充实我的钱包。既然做了一件坏事，再做二十件也无妨。我还偷了其他的东西。我从客厅里拿走了一把银刀。我不知道这小小的刀刃如何能防身，但有它在包里，我稍感心安。

我找到一个安静的包厢，把过道一边的窗帘拉下来，希望没人和我坐在一起。可过了一会儿，一个穿蓝色大衣、戴蓝色帽子的中年妇女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叠荷兰语杂志，她朝我笑笑，坐了下来。我坐在舒适的一角，又一次打开父亲的第一封信。开头的几句话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我记得那模样惊人的词语、令人吃惊的地点和时间、坚定而急切的笔迹。

“我亲爱的女儿：

“请原谅，在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出发去找你母亲了。多年以来，我相信她已经死了，可现在我不太肯定。

“在最近这几个月里，我想尽我所能，一点一点告诉你我的过去，以此来改正自己的缺点。虽然你母亲是猛然闯入我的生活中的，但我还是打算慢慢把她带入故事中。现在我害怕自己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应该知道和继承的一切，有人就会逼迫我沉默——就是我无法再说下去——或者我自己甘愿沉默。

“我已经讲过你出生前我的研究生生活，也说了我的导师向我作了坦白后便离奇失踪。我也告诉过你我遇到一个叫海伦的姑娘，她和我一样对寻找罗西教授很感兴趣，也许比我更有兴趣。每每我能平静下来时，我总试图继续讲下去，但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开始把剩下的故事写下来，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如果现在你只能读我写的东西，而不是在陡峭的巅峰或平静的广场，在某个安全的港湾或某张舒适的咖啡桌听我把故事讲完，那么错将在我，是我说的不够及时或没有早些告诉你。

“为什么我没有一口气把这一历史都告诉你，一次就克服它，完全说出来呢？答案还是在于我的弱点。其实，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完全简化为单单几个事实呢？所以，我一次讲一段故事。我还得冒险猜测，当这些信到你手里时，我应该已经告诉了你多少。”

我父亲的猜测不太准确。他讲故事的节奏快了一点点。让我伤心的是，我也许永远不知道，在海伦罗西出乎意料地决定和他一道去寻找罗西教授那一刻，他是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他们从新英格兰到伊斯坦布尔一路上的趣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对付那么多的表格，怎么跨过政治的隔阂，办理签证和通过海关的？父亲的父母是善良而理性的波士顿人，他是不是为自己突然决定去旅行而对他们撒了无伤大雅的谎？他是按计划和海伦马上去纽约了吗？他们在旅馆里睡在同一个房间吗？我年轻的心灵忍不住在构想这些谜，但又解不开。最后我只能把他们当作青春剧中的两个角色，海伦小心谨慎地伸展四肢，睡在双人床上，而我父亲则可怜兮兮地缩在靠背椅上，除了鞋，什么都没脱。窗外，时代广场的灯光色迷迷地闪烁着。

“罗西失踪六天后，一个雾气弥漫的夜晚，我们从艾德威尔德机场飞往伊斯坦布尔，在法兰克福转机。第二天早上，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我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有些大惊小怪的样子，海伦在我身边笑了起来。‘欢迎来到大世界，美国佬，’她说着，笑了。这是真正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