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一片肃静中入座，陪审员也纷纷坐下，维尔福先生是大家注意的目标，甚至可以说是大家崇拜的对象，他坐在圈椅里，平静的目光四周环顾一下。每一个人都惊奇地望着那张严肃冷峻的面孔，私人的悲伤并不能从他脸上表现出来，大家看到一个人竟不为人类的喜怒哀乐所动，不禁产生一种恐怖感。

“审判长说，“带被告。”

听到这几个字，大家的注意力更集中了，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了贝尼代托就要进来的那扇门。门开了，被告随即出现了。在场的人都看清了他脸上的表情，他的脸上没有使人心脏停止跳动或使人脸色苍白的那种激动的情绪。他的两只手位置放得很优美，一只手按着帽子，一只手放在背心的开口处，手指没有丝毫的抖动，他的目光平静，甚至是明亮的。走进法庭以后，目光在法官和陪审人员扫过，然后让他的目光停留在审判长和检察官的身上。安德烈的旁边坐着他的律师，因为安德烈自己并未请律师，他的律师是由法院指定的，他似乎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小事，毋须为此请律师。那个律师是一个浅黄色头发的青年，他要比被告激动一百倍。

审判长宣布读起诉书，那份起诉书占用了很长时间，在那个时间，大家的注意力几乎都在安德烈的身上，安德烈以斯巴达人那种不在乎的神气漠视着众人的注意。维尔福的话比任何时候都简洁雄辩。他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犯罪的始末：犯人以前的经历，他的变化，从童年起他所犯的罪，这一切，检察官都是竭尽心力才写出来的。单凭这一份起诉书不用等到宣判，大家就认为贝尼代托已经完蛋了。安德烈听着维尔福起诉书中接连提出来的罪名。维尔福先生不时地看他一眼，无疑他在向犯人实施他惯用的心理攻势，但他虽然不时地逼视那被告，却始终都没能使他低头，起诉书终于读完了。

“被告，”审判长说，“你的姓名？”

安德烈站起来。“原谅我，审判长阁下，”他用清晰的声音说，“我看您是采用了普通的审判程序，用那种程序，我将无法遵从。我要求——而且不久就可以证明我的要求是正当的——开一个例外。我恳求您允许我在回答的时候遵从一种不同的程序，愿意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

审判长惊奇地看了看陪审官，陪审官则去看检察官。整个法庭因为惊奇而鸦雀无声，但安德烈依旧不动声色。

“你的年龄？”审判长说，“这个问题你肯回答吗？”

“这个问题象其他的问题一样，愿意回答，审判长阁下，但却要到适当的时候才答复。”

“你的年龄？”审判长重复那个问题。

“我二十一岁，说得确切一些，过几天就要满二十一岁了，因为我是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生的。”

维尔福先生正在忙于记录，听到这个日期，抬起头来。

“你是在哪儿出生的？”审判长继续问。

“在巴黎附近的阿都尔。”

维尔福先生第二次抬起头来，望着贝尼代托，象是看到了墨杜萨的头似的，他的脸上变得毫无血色。贝尼代托，则用上好的白葛布手帕潇洒地抹一抹他的嘴唇。

“你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