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沃德度过的一个季度，仿佛是一个时代，而且并不是黄金时代。我得经历一场恼人的搏斗，来克服困难，适应新的规矩和不熟悉的工作。我担心这方面出错。为此所受的折磨，甚过于我命里注定肉体上要承受的艰苦，虽说艰苦也并不是小事。

在一月、二月和三月的部分日子里，由于厚厚的积雪，以及化雪后道路几乎不通，我们的活动除了去教堂，便被困在花园的围墙之内了。但就在这个牢笼内，每天仍得在户外度过一小时。我们的衣服不足以御寒。大家没有靴子，雪灌进了鞋子，并在里面融化。我们没有手套，手都冻僵了，像脚上一样，长满了冻疮。每晚我的双脚红肿，早上又得把肿胀、疼痛和僵硬的脚趾伸进鞋子，一时痛痒难熬，至今记忆犹新。食品供应不足也令人沮丧，这些孩子都正是长身体的年纪，胃口很好，而吃的东西却难以养活一个虚弱的病人。营养缺乏带来了不良习气，这可苦了年纪较小的学生。饥肠辘辘的大龄女生一有机会，便连哄带吓，从幼小学生的份里弄到点吃的。有很多回，我在吃茶点时把那一口宝贵的黑面包分给两位讨食者，而把半杯咖啡给了第三位，自己便狼吞虎唱地把剩下的吃掉，一面因为饿得发慌而暗暗落泪。

冬季的星期日沉闷乏味。我们得走上两里路，到保护人所主持的布罗克布里奇教堂去。出发的时候很冷，到达的时刻就更冷了。早祷时我们几乎都已冻僵，这儿离校太远，不能回去用饭，两次祷告之间便吃一份冷肉和面包，份量也跟平时的饭食一样，少得可怜。

下午的祷告结束以后，我们沿着一条无遮无拦的山路回校。刺骨的寒风，吹过大雪覆盖的山峰，刮向北边来，几乎要从我们的脸上刮去一层皮。

我至今仍然记得，坦普尔小姐轻快地走在我们萎靡不振的队伍旁边，寒风吹得她的花呢斗篷紧贴在身上。她一面训导，一面以身作则，鼓励我们振作精神，照她所说的，“像不屈不挠的战士”那样奋勇前进。可怜的其他教师，大都自己也十分颓丧，更不想为别人鼓劲了。

回校以后，我们多么渴望熊熊炉火发出的光和热！但至少对年幼学生来说，并没有这福份。教室里的每个壁炉立刻被两排大姑娘围住，小一点的孩子只好成群蹲在她们身后，用围涎裹着冻僵了的胳膊。

吃茶点时，我们才得到些许安慰，发给了双份面包——一整片而不是半片——附加薄薄一层可口的黄油，这是一周一次的享受，一个安息日复一个安息日，大家都翘首企盼着。通常我只能把这美餐的一部分留给自己，其余的便总是不得不分给别人。

星期天晚上我们要背诵教堂的教义问答和《马太福音》的第五、六、七章，还要听米勒小姐冗长的讲道，她禁不住哈欠连天，证明她也倦了。在这些表演中间，经常有一个插曲，六、七个小姑娘总要扮演犹推古的角色，她们因为困倦不堪，虽然不是从三楼上而是从第四排长凳上摔下来，扶起来时也已经半死了。补救办法是把她们硬塞到教室的中间，迫使她们一直站着，直至讲道结束。有时她们的双脚不听使唤，瘫下来缩作一团，于是便不得不用班长的高凳把她们支撑起来。

我还没有提到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的造访，其实这位先生在我抵达后第一个月的大部分日子里，都不在家，也许他在朋友副主教那里多逗留了些时间。他不在倒使我松了口气，不必说我自有怕他来的理由，但他终究还是来了。

一天下午（那时我到罗沃德已经三星期了），我手里拿了块写字板坐着，正为长除法中的一个总数发窘，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看到有一个人影闪过。我几乎本能地认出了这瘦瘦的轮廓。因此两分钟后，整个学校的人，包括教师在内都全体起立时，我没有必要抬起头来后过究竟，便知道他们在迎接谁进屋了。这人大步流星走进教室。眨眼之间，在早已起立的坦普尔小姐身边，便竖起了同一根黑色大柱，就是这根柱子曾在盖茨黑德的壁炉地毯上不祥地对我皱过眉。这时我侧目瞟了一眼这个建筑物。对，我没有看错，就是那个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穿着紧身长外衣，扣紧了钮扣，看上去越发修长、狭窄和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