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醒来，头脑特别清爽。令我十分吃惊的是，我竟在我的房中。我的同伴一定也回到他们舱房中去了，可能他们跟我一样，一点没有觉得。夜间所有的经过他们也一点不知道，像我完全不知道一样，要想揭开这个神秘，我只有依靠将来的偶然机会了。

我心里盘算着走出这个房间。心想我已经恢复了自由？或者仍旧是囚人？其实，我又完全自由了。我打开门，走人过道，上了中央铁梯。嵌板昨天是关闭的，现在开了。

我到了平台上。

尼德兰和康塞尔在那里等着我。我问他们，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昏沉沉的睡眠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记忆，他们只是心中惊怪，看见自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回到自己的舱房中了。

至于诺第留斯号，我们看来还是跟往常一样，很安静，很神秘。它行动很缓慢，浮在海波上面。船上好像一点也没有什么变化。

尼德兰睁开他锐利的眼睛，观察大海。海上什么都没有。加拿大人见天边什么也没有，没有船只，没有陆地。

西风呼呼地吹来，凤掀起壮阔的波浪打到船上，船显著地摆动起来。

诺第留斯号换过新鲜空气后，行驶在深度平均为十五米的水底下面，这样它可以很快地回到水面上来：这种方式跟往常不同，在1月19日这一天做了好几次。船副这时又到了平台上，他习惯说的那句话又在船里面听到了。

至于尼摩船长，他并没有出来。船上人员，我只看见那冷冰冰的管事人，他跟平常一样，准时地，默不作声地给我开饭。

两点左右，我在客厅中，正在整理我的笔记，尼摩船长打开门进来了。我向他行个礼。他回答我一个礼，这是一种差不多看不出来的礼，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继续做我的工作，心中希望他对于昨夜的特殊事件可能给我解释一下。

但他一声不响。我注视他看来他的面容好像很疲乏的样子：他的眼睛发红，睡眠没有让它们恢复过来：他的脸色表示深深的忧愁，真实的苦痛。他走来走去，坐下去，站起来，随意拿起一本书，立即又放下，看看他的各种器械，但不作经常要作的记录，好像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的样子。后来他向我这边走来了，他问我：

“阿龙纳斯先生，您是医生吗？”

我真没想到他忽然提出这一问题，我看他一下，没有立刻答复他。

“您是医生吗？”他又说，“您的好些同事，像格拉地奥列、摩甘一唐东，以及其他的人都曾经学过医。”

“不错，”我说，“我是大夫和住院医生。我到博物馆当教授之前，曾经行医好凡年。”

“很好，先生。”

我的答复显然使尼摩船长满意。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到这事，我等他提出新问题来，自己可以随机应变地答复。

“阿龙纳斯先生，”船长对我说，“您愿意来治疗我的一个船员吗？”

“您这儿有病人吗？”

“是的。”

“我就跟您看去。”

“请跟我来吧。”

我得承认，我这时心很跳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船员的疾病和昨晚的事件之间我觉得有某一种关联，这个秘密至少跟那个病人一样，盘踞在我心中。

尼摩船长带我到诺第留斯号的后部，让我走进挨着水手住所的一间舱房。

房中床上，躺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外貌坚强有力，是真正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典型。

我弯下身去看他。他不仅是有病，而且受了伤。他的头部包裹着血淋淋的纱布，躺在两个枕头上。我把包布解开，病人睁大眼睛看我，让我解开，一声也不说痛。

伤处看来很是怕人。头盖骨被冲击的器械打碎，脑子露出来，脑上受到了很厉害的摩擦。在有伤的脑子上面凝结着一块一块的血痕，颜色像酒槽。脑子同时被打伤又受震动。伤员的呼吸很缓慢。肌肉痉挛着，使他的脸孔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