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专家看来，”福尔摩斯先生说，“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以后，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正派的市民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说。

“对，对，我不应该自私，”他笑着说，一面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当然这对社会有好处，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以外，谁也没受损失。在那个家伙还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报上看出大量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常常只是一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最模糊的迹象，就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如同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就使你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切小的盗窃行为、任意的暴行、意图不明的逞凶，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对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别的首都没有具备过象伦敦当时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表示对他自己花了不少气力造成的现状不满。

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回国已经几个月了。我依着他的请求，出让了我的诊所，搬回贝克街我们合住过的旧寓所。有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买了我在肯辛顿开的小诊所，他半点也没犹豫就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钱，使我感到奇怪。几年以后，我发现弗纳是福尔摩斯的远亲，钱实际上是他筹措的，这才明白过来。

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里，日子过得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因为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找出了在这个时启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后者差点使我们两人丧失性命。不过他那种冷静、自重的性格，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赞扬。他以最严格的规定来约束我不再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成功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这项禁令只是到现在才被撤消。

发完那一通古怪的议论之后，福尔摩斯先生往椅子背上一靠，悠闲地打开当天的早报，这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跟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象是什么人在用拳头捶打大门。门开了，我听见有人冲进过道和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年轻人，发狂似地闯进屋来。他两眼充满了激愤，全身都在颤抖。他来回看了看我们两个。在我们疑问目光的注视下，他感到有必要为他这样无礼地闯进来表示一下歉意。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声说，“您不要责怪我，我几乎要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

他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似乎只要一提他的姓名，就可以解释他的访问和访问的方式；但是从我同伴毫无反应的脸上，我能看出这个姓名对他和我都一样不说明什么。

“抽支烟吧，麦克法兰先生，”他说着把烟盒递过去，“我相信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会根据症状给你开一张镇定剂的处方。最近这几天天气真够热的。现在如果你感到心定了些，请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慢慢地告诉我们你是谁，有什么事找我。你只讲了你的名字，好象我应该认得你，可是除了你是个单身汉、律师、共济会会员、哮喘病患者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外，确实我对你一点也不了解。”

由于我熟悉我朋友的方法，我很容易领会他的推理，并且看出是这位年轻人的不修边幅、随身带的那一札文件、他表链上的护身符和他喘起的声音使福尔摩斯作出了这些推测。可是这位年轻的委托人惊得目瞪口呆。

“不错，您说的就是我。除此以外，我现在还是全伦敦最不幸的人。看在老天的份上，您别不管我，福尔摩斯先生。要是在我没有把话讲完以前他们来逮捕我的话，务必请您告诉他们给我时间把全部事实告诉您。只要我知道有您在外面为我奔走，我可以高高兴兴地走进监狱。”

“逮捕你！”福尔摩斯说，“这的确太……太有意思了。那你会因为什么罪被逮捕呢？”

“谋杀下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德克先生。”

在我同伴富于表情的脸上，露出一种似乎多少带点满意的同情。

“啊，”他说，“刚才吃早饭的时候，我还对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说一切轰动社会的案子已经从报上消失了呢。”

我们的客人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把仍在福尔摩斯膝盖上放着的《每日电讯报》拿起来。

“要是您看过这份报的话，先生，那您一眼就能看出我今天为什么来找您了。我觉得好象人人都在谈论着我的名字和我的灾祸。”他把报翻到刊登重要新闻的那一版。“就在这儿。如果您允许的话，我给您念念。您听这个，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标题：‘下诺伍德的神秘案件——著名建筑师失踪——怀疑为谋杀纵火案——罪犯的线索'，那就是他们正在追查的线索，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它必然会引到我身上来。我在伦敦桥站一下车就被跟踪了，他们只是在等着对我发出逮捕证。这会使我母亲伤心的——一定会使她伤心的！”在极度恐惧中，他使劲扭着自己的手，在椅子上来回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