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它们面对面地竖在那里，默默地互相敌视，象征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着黑白相间的线条。柱顶上面牢牢地钉着一只独头鹰。这只嗜食兽尸的恶鸟展开双翼，似乎正用利爪抓住这根漆着线条的界桩；同时，它又伸出贪婪的钩嘴，不怀好意地瞪着对面的铁牌。对面六步以外竖着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削去了皮的粗大圆形柞木柱，深深埋在地里。柱顶上是一块铸着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这两根界桩都竖在一块平地上，但是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一道万丈深渊，不冒生命危险就想越过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

这里就是边界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些无声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志的铁牌，排列成屹立不动的散兵线，从黑海起，经过数千公里，一直伸展到极北地区，伸向北冰洋。苏维埃乌克兰和地主波兰的国界，就从这根钉着一只老鹰的柱子开始。密林深处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镇，叫别列兹多夫。小镇离国境线十公里，过国境线便是波兰的科列茨镇。从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这些界桩跨过积雪覆盖的田野，穿越森林中的通道，下到峡谷，又爬上山岗，然后伸向河边，站在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冰天雪地的异国原野。

天非常寒冷。雪在毡靴下面咯吱咯吱作响。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戴着英武的盔形帽，从那个有锤子和镰刀的界桩走起，迈着有力的步伐，在他负责的地段内巡逻。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的军大衣，戴着绿色领章，脚上穿的是毡靴。大衣外面还披着一件又肥又大的宽领羊皮外套，脑袋包在呢子的盔形帽里，很暖和。手上戴的是羊皮手套。那羊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即使在严寒的暴风雪天也冻不透。

这个红军战士肩膀上背着一支步枪，在巡逻线上走着，皮外套下摆擦着地上的积雪。他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

在这开阔的平原上，苏维埃边境线上的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彼此可以看见，而在波兰那边是一公里到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自己的巡逻线向红军战士迎面走来。他穿着质量低劣的高统军鞋、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有两排亮纽扣的黑大衣，头上戴着四角军帽，军帽上缀着一只白鹰。呢子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还是鹰，可是这么多鹰并没有使他稍微暖和一些。凛冽的寒气一直钻到了他骨头里面。他搓着麻木的耳朵，一边走，一边用一只脚后跟踢着另一只脚后跟，手上只戴着一双薄薄的手套，手早就冻僵了。

这个波兰兵一分钟也不敢站下，一停下，他全身的关节马上就会冻僵。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有时还要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隔着边界相遇了，波兰兵转过身来，跟红军战士并排走着。

边界上是禁止交谈的，但是，四周是一片荒野，只在前面一公里以外才有人影，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地走着，还是违反了国际法呢？

波兰人想抽烟，可是火柴忘在兵营里了。微风故意把马合烟的诱人香味从苏维埃那边吹过来。波兰人不再搓他那冻坏了的耳朵，他回头看了看——说不定班长或者中尉老爷会带领骑兵巡逻队到边境线上来，他们会出人意外地从山岗后面钻出来查岗的。但是现在四周空荡荡的。白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空中没有一片雪花。

“同志，火柴借我用一用。”波兰兵首先开了口，破坏了公法的神圣性，他讲的是波兰话。他把那支插着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往背后一甩，用冻僵了的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吃力地掏出一包廉价烟卷来。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但是边防军条令禁止战士跟境外的任何人交谈，而且他又没有完全听懂那个波兰兵说的话，因此，他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自己的路，他那两只暖和而柔软的毡靴踩着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烟，请扔盒火柴过来。”波兰哨兵这一次说的是俄语。

红军战士仔细地看了看身旁的这个人，心里想：“看来这位‘先生’连五脏六腑都冻透了。虽说是给资产阶级当兵，他的生活也真够惨的。这么冷的天，穿件又薄又破的外套就给赶出来放哨，看他冻得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不抽口烟可真不行了。”于是，红军战士连头也没有扭，扔过去一盒火柴。

波兰兵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最后总算把烟点着了。那盒火些又以同样的方法飞过了边界，这时，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公法：“你留着用吧，我还有。”

从边界那边传来了回话：“不，谢谢，为这一小盒火柴，我得蹲两年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