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9年4月6日（日耳曼民族个人自由思想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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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谈起基佐，他说，'我还在读他的讲义（基佐（Guizot，1787—1874），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失败后的法国内阁大臣，著名的历史家。'讲义'指他的《近代史讲义》，下面引文见该书第一卷第七讲（结尾部分）。），还是写得顶好。。。。。。。

'基佐谈到过去时代各民族对高卢族（高卢族是法兰西民族的祖先。）的影响时，我对他关于日耳曼民族所说的一番话特别注意。他说，'日耳曼人给我们带来了个人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想尤其是日耳曼民族所特有的。，这话不是说得很好吗?他不是完全说对了吗?个人自由的思想不是直到今天还在我们中间起作用吗?宗教改革的思想根源在此，瓦尔特堡大学生们的造反阴谋也是如此，好事和坏事都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文学界的杂乱情况也与此有关，诗人们都渴望显出独创性，每人都相信有必要另辟蹊径，乃至我们的学者们分散孤立，人各一说，各执己见，都是出于同一个来源。法国人和英国人却不然，他们彼此聚会的机会多得多，可以互相观摩切磋。他们在仪表和服装方面都显出一致性。他们怕标新立异，怕惹人注目或讥笑。德国人却各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只求满足自己，不管旁人如何。基佐看得很正确，个人自由的思想产生了很多很好的东西，却也产生了很多很荒谬的东西。'（歌德在这篇谈话里看出了个人主义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不过他把英。法两国人和德国人对立起来，似有问题。一则英。德人同属日耳曼民族，与属于拉丁族的法国人的差别似较突出;二则个人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不开，既进入资本主义即不可能无个人主义，只是发展的迟早稍有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