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的锅盖敲打下。他的生存就是一场挣扎。他总在最不合宜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举行小小餐会时，或几个朋友晚间来访时——高叫着救命，在飞舞着的铁器追逐中踉踉跄跄逃出厨房。我们想把他辞掉，可他对我们很有感情，不肯走。我们一作出要和他中止关系的表示，他就哭得好凶，因为他太会哭了，我们只好把他留下。他没有母亲——除了他的一个姐姐，我也没发现他还有什么亲戚；而我们刚把他从他姐姐手里接受下来，他姐姐就跑到美洲去了，于是他像一个掉包换下的可怕孩子那样住在我们家了。他对他自己的不幸境遇非常敏感，不时用衣袖擦眼睛，或弯腰用小手巾一角捂着擦鼻涕。他从不肯把那块小手巾整个从口袋里掏出来，总那么省着用，那么藏着用。

我苦恼不断，其根本就是这个我每年用十镑六先令雇下的倒楣小仆人。我目睹他长大，他就像红花豆那么一点点长大；我为他将来开始刮脸、以至秃顶、自发时而忧心忡忡。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摆脱他的希望了。我常常想，当他成为一个老头时会多让人讨厌。

这个不幸的家伙使我脱离困境的方法真让我感到意外，他把朵拉的表——这东西和我们其它的一切东西一样没个固定地方放——偷去卖了钱，然后把那钱全花在反反复复搭乘在往返于伦敦和阿克斯桥之间的马车外沿上——他一直就那么没头脑。据我记得，他是在进行第十五次旅行时被抓送往了包街，从他身上搜出了4先令6便士，还有一枝他根本吹不响的旧横笛。

如果他不悔过，那件事的惊动及其带给我的不快准会少得多。可他的的确确悔过了，而且方式特别——不是一鼓嘟地，而是化整为零，一点点地。比如，在我不得不到庭作证的第二天，他揭发了地下室一个篮子的秘密。我们相信篮子里全是酒，其实只有空瓶和瓶塞了。我们以为他已说出他所知道的厨子的全部坏事了，他该安心了。不料一两天后，他又由于良心责备，揭发了厨子的一个小女孩每天早晨来拿我们面包一事。他还坦白他自己如何受了送牛奶人的贿，向那人提供用煤。又过了两三天，警方当局通知我，他供出厨房垃圾中有牛里脊肉和破布袋里有床单。又不久，他又说出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供词——他承认知道送酒人想对我们住宅行窃的全部计划，于是那人马上被捕了。成为这样一个受害者，我感到很惭愧，我宁愿多给他点钱，请他再别说了，或为他去花大钱行贿，好让他跑走。可他对此一无所知，他还以为每次新坦白就算不是施恩于我也是报答我了，这可真让人生气！

后来，我一看到有警员带着新情报来，我就先跑开躲起来。一直到他受审并被判处了流刑，我才结束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活。可就是那样了，他还不能让人安生，他一个劲给我们写信，说是想离开前见朵拉一面。于是，朵拉就去看他。当朵拉发现自己是在铁栏中时竟昏了过去。简而言之，在他被押解走前，我没法安安静静过日子。后来，我听说他在什么“乡村”地方做了牧羊人，但我不知是在什么地方。

这一切使我认真地反思，使我对我们的错误有了新的见解。尽管我很体谅朵拉，我也不得不在一个晚上告诉了她。

“我的爱人，”我说道，“想到我们缺乏条理和秩序，不仅使我们自己受累（我们已习惯了），也连累了别人，我很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