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到城里来了。住在一座两层楼的白房子里，它很象一口用来装许多死人的大棺材。房子是新的，却有点象患恶性病的人浮肿的样子，也好象一个叫化子突然发了横财，一下子吃胖了。房子侧面靠街，每层楼有八个窗子，在正面每层四个。楼下的窗子朝着狭窄的走道和院子，楼上的窗子，可以越过墙头望见洗衣工的小房和肮脏的洼地。

这里，没有我所理解的那种街道。房子前面有一大片肮脏的洼地，中间有两道狭窄的土堤。洼地的左端一直伸到犯人劳改场。附近人家都把院子里的垃圾倒在洼地里。它的底部积满深绿色的脏水。洼地右边尽头是积满污泥的星池，散发着臭气。洼地的正中，正对着我们的房子。半边洼地堆满了垃圾，还长满了荨麻、野牛蒡、蜜酸模，另半边，是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的花园。园里有一座用薄木板造成的凉亭，油着绿漆。如果拿石头扔到亭子里，那薄木板准会破裂。

这地方枯燥极了，脏得要命。秋天把这块堆满垃圾的泥污的洼地弄得更糟，好象上面涂了一层油脂，脚踏上去就会粘住。我从没见过这样一块小地方却堆上那么多的垃圾，特别因为我习惯了旷野和森林的清净环境，对这小城市的一角，便分外发愁了。

洼地对面是一道破旧的灰色围墙，中间远远地露出一座褐色的小房子。那房子就是去年冬天我在鞋铺里当学徒时候起睡的地方。它离开我那么近，更使我感到难过。干吗我又得到这条街上来过活呢？

这家的主人我是认识的，他跟他兄弟两人，从前常到我母亲那里做客。那位兄弟，嗓子细得非常可笑，老叫着：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还是以前的老样子，哥哥长着钩鼻子，长头发，神气和善，令人见了愉快。兄弟维克托依旧是那张马脸，长满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祖母的妹子）脾气很坏，爱吵闹。哥哥已经娶了媳妇。媳妇倒长得挺俊，跟白面包一样白净，还有一对黑亮的大眼睛。

头几天，她就对我说了两次。

“我送过你妈一件镶珠边的绸斗篷……”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相信她会把东西送人，也不相信我母亲会受她的礼物。当她第二次对我说起这件斗篷的时候，我就劝她了：

“既然送了，你就不用再夸耀啦。”

她惊得往后一退。

“什么，你在对谁说话？”

她脸上显出许多红斑，眼珠子凸出来，叫唤她的男人。

男人手里拿着圆规，耳上夹一支铅笔，跑到厨房里来了。

听完了老婆的控告，就对我说：

“你对她和别的人说话，都得用‘您’。不准无礼！”

然后，不耐烦地向他妻子说：

“你也用不着为这点儿小事来打扰我！”

“什么？小事？如果你亲戚……”

“什么鬼亲戚呀！”主人大声嚷着，跑了。

我也不喜欢外祖母的亲戚是这种人。我看亲戚之间的关系实在比外人还不如。无论什么坏事和笑柄，他们都彼此知道，比外人更详细，说起坏话来更恶毒，吵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

我很喜欢主人。他老是很好看地把头发往耳朵后边一撩。一见他的模样，我就联想到那位“好事情”。他时常满意地微笑，灰色的眼睛和蔼可亲，老鹰鼻子旁边现出几条有趣的皱纹。

“你们这些老母鸡，别吵了！”他脸上浮起和气的笑影，露出洁白细密的牙齿，对他妻子和母亲说。

婆媳俩每天都吵嘴。我真奇怪她们那样容易那样快就吵起来。早上，她们头发也不梳，衣服也没有穿整齐，就象失了火一样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只有在坐下来吃午餐、喝午茶和吃晚餐的时候，才稍稍休息一下，此外，整天总是忙个不停。他们每次都吃得多，喝得多，总要喝到醉醺醺的和累得不行了才罢手。午餐时候也谈论着吃食，懒洋洋地拌嘴，准备等一会儿来一场大吵。不论婆婆烧什么菜，媳妇总是说：

“我妈妈可不是这样烧的。”

“不这样烧，那一定没有这样好吃！”

“不，比这个好吃多了！”

“那你上你妈妈那里去得啦。”

“我是这里的主妇呀！”

“那我是什么呢？”

这时，主人插进嘴来：

“行啦，行啦，你们这两只老母鸡！发疯了吗？”

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有说不出的奇怪，说不出的可笑：从厨房到餐室，要穿过这宅子里唯一的一间又窄又小的厕所，端着茶炊或吃食到餐室去，一定得经过这儿。因此这厕所也就变成各种滑稽有趣故事的对象，并常常闹出可笑的误会。往厕所水槽里添水是我的差事。我在厨房里睡觉的地方，挨近正门门廊的门口，正对着去厕所的门。我的脑袋在灶旁边烤得发热，脚被从门口灌进来的风吹得发冷，因此睡觉时候，我把擦鞋底用的粗地毯都抓在一起，盖在两条腿上。

大厅的墙上挂着两面镜子，几张《田野》杂志赠送的图画装在金边镜框里；一对牌桌，十二把弯曲的椅子。这是一间空荡荡的屋子。一间小会客室里，放满各种各样的细软家具，有几个玻璃橱里放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这里还装饰着三盏大小不等的灯。没有窗子的黑洞洞的寝室里，除了一张挺大的床之外，放着衣柜和衣箱，从中发出烟叶和红花除虫菊的香气。这三间屋子老是空着，一家人都挤在小餐室里，碍手碍脚的。八点钟，喝过早茶，主人兄弟俩立刻把桌子搬好，摊开白纸，搁上仪器匣、铅笔、砚台，面对面坐下动手工作。桌子摇摇晃晃，又挺大，占满了屋子，主妇跟奶妈从婴儿室里出来的时候，身子就碰在桌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