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当时的司炉雅科夫一样，现在奥西普的形象在我脑子里变得高大了，遮住了一切的人。他有些地方跟司炉非常相象，但同时又使我联想起外祖父、鉴定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厨师斯穆雷。他一方面使我想起了所有深留在记忆中的人们，另一方面又在我的记忆里，留下自己深刻的影子，好象铜绿锈在钢钟上。可以看出，他有两种思想的系统：白天在人们中劳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清楚、平凡、事务式的，比较容易了解；休息的时候，傍晚带我到街上去访问他那开煎饼店的女朋友的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思想就完全不同了。在夜间，他有一种特别的思想，好象路灯的火光一样有许多方面。这些思想很好地发着光，可是不知道哪方面是它的真面貌，而且也弄不清这些思想的哪一方面是接近奥西普，是对他最宝贵的。

他好象比我以前见过的一切人都要聪明得多。我用环行在司炉雅科夫周围的那种心情来往在他的身边——我想看透这个人，了解这个人，可是他闪动着，躲避着，总是难于捉摸。真实的他躲藏在什么地方呢？在他身上，哪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呢？

我记得起对我这样说过：

“你找找看：真正的我藏在什么地方？好，你找吧。”

我的自尊心受伤害了。而且他伤害了我的比自尊心更高的东西。弄明白这个老头儿，对我说来是万分必要的。

他虽然难于捉摸，但很坚定，好象即使他再活一百年，也依然是这样一个人，在不坚贞得出奇的人们中间，也能坚定地守住自己。鉴定家的坚定也使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但那是使人很难受的，而奥西普的坚定不同，他使人愉快。

人们的动摇性，强烈地映在我的眼里，他们象变戏法一样，从这个姿势变成那个姿势，对于这些打击着我的无法解释的跳跃，我已经不再惊异了，这种跳跃，使我对于人们的热切的兴趣慢慢地消失了，搅乱了我对他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在我们工地上，飞快地来了一辆破马车。

车夫台上，一个喝醉酒的满脸胡子的汉子，阴沉地坐在那里打饱噎。他没戴帽子，嘴唇被打破了。马车里面，喝醉的格里戈里希什林摊脚摊手地躺着，他的身边一个肥胖的红脸女人，挽住了他的胳臂。这女人戴一顶缀着红带子和玻璃樱桃的草帽，一只手张一顶洋伞，赤脚穿着橡皮套鞋。她把洋伞挥舞着，乱颤着身体，大声地笑嚷：“真见鬼。市场没有开幕，还休息着，可是他们带了我来。

……”

格里戈里的神情萎靡不堪，衣服很皱。他从马车上爬下来，坐在地上，眼泪汪汪地向看着他的我们诉苦：“跪在地上告诉你们，我犯了大罪了。我想了一想，就犯下了罪——弄成这副样子。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确实这样说，可是，诸位，饶恕我吧。我给你们大家请客。他说得对：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玩吧……”女人大声笑着，双脚乱跺，跺掉了套鞋，车夫却沉着脸叫：“快上来，开车啦。你们这些大嗓门，咱们走吧，马站不住啦。”

这是一匹衰老的劣马，满身大汗，跟埋在地里一样站在那儿，所有这一切凑在一起，显得十分可笑。格里戈里的徒弟们望着自己的工头、打扮起来的女人和傻头傻脑的车夫，哄然地笑着。

只有福马一个人没有笑，他同我并立在铺子门口，低声说：“这猪猡发疯了……家里有老婆，挺漂亮的娘们。”

车夫连连催促着要走，女的从马车上下来，抱格里戈里上车，把他放在自己脚边，摇着伞叫：“走吧。”

徒弟们善意地拿工头开玩笑，羡慕他，后来福马喝了一声，大家又做起工来。看来福马见了格里戈里的丑态，心里很难过。

“这也叫做工头。”他咕噜着。“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快回乡下去了……熬不住啦……”我替格里戈里难受，他和那个带着玻璃樱桃草帽的女子在一起，实在荒唐。

我常常想，为什么格里戈里当工头，而福马却当伙计呢？

福马是个强壮、白净、鬈发的青年，圆脸，鹰鼻子，聪明的灰色眼，不象一个平民，要是好好打扮起来，简直是个公子哥儿。他阴沉，不爱开口，一说话就很认真。因为他识字，替工头掌会计，计算开支，善于督促同伴好好做工，但自己做起工来总是不大愿意的样子。

“全部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他沉静地说。关于书，他轻蔑地说：“什么都可以印出来的，随便什么，我都能给你杜撰出来，这有什么了不起呀……”但他对一切事都很留心，若是他对什么感到兴趣，就寻根究底地问。他总是想着自己的什么，一切都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