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圣像作坊里的工作不算繁重。早上，大家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先给师傅们烧好茶炊。他们在厨房里喝茶的时候，我同巴维尔收拾作坊，把调颜色用的蛋黄蛋青分好。做完了这些，我上铺子里去。晚间，研颜料，“学习”技术。开头我很有兴趣地“学习”，可是很快明白了，差不多每个工人，对于这个分工很细的技术都不喜爱，都感到沉闷无味。

我晚上无事可做，同他们谈船上的生活，讲书中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地在作坊里得到了说书人和朗诵者的特别地位。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人都没有我那么多的经历和见识，差不多他们每个人，都从小就关进作坊的小笼子里，一直待在里边。作坊里只有日哈列夫一个到过莫斯科，提到莫斯科，他便深有感触地、阴郁地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一切都得小心谨慎。”

其余的人不过到过舒雅、弗拉基米尔。讲到喀山的时候，大家问我：“那里俄国人多不多？有没有教堂？”

他们以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而且不相信西伯利亚在乌拉尔那边。

“乌拉尔的刺鱼和鲟鱼，不是从那儿，从里海运来的吗？

可见乌拉尔是在海边上。”

有时我觉得他们是在嘲笑我，他们说英国在海洋的彼岸，拿破仑是咯鲁加贵族出身。我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讲给他们听时，他们都不大相信，但是恐怖的奇闻、曲折的故事，大家都喜欢。甚至上了年岁的人，似乎也都爱虚构而不爱真实。我很明白，事情愈是荒谬，故事愈是富于想象，他们就愈加热心地听。总之，现实的东西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大家不愿意见到现在的贫穷和丑恶，却空想地巴望着未来。

我已经痛切地感觉到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而这更加使我惊奇。在我面前的是活的人，是书本中所没有的。在书本中，没有斯穆雷，没有司炉雅科夫，没有逃避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也没有日哈列夫和洗衣妇纳塔利娅……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破旧的戈利钦斯基的短篇集，布尔加林的《伊凡魏日金》和布朗别乌斯男爵的小册子。

我把那些都念给他们听，大家高兴得很，那时候，拉里昂诺维奇说：“念书很好，免得吵架胡闹。”

我开始上劲地搜寻书本，寻找到了，几乎每天晚上都读。

这是些欢乐的夜晚，作坊里静寂得同午夜一样，桌子上面挂着的玻璃球——又白又冷的星星，它们的光线映照着伏在桌上的蓬乱的和光秃的脑袋。安静、沉思的脸，呈现在我的眼前，有时候对书本的作者，对书中的人物，发出赞叹的声音。

他们好象都换了样，既专心又温和。在这样的时候，我顶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好。我觉得我是在我应该在的地方了。

“我们这里有了书，就象春天，好象窗上除去冬天的窗框，刚刚打开一样，”有一天西塔诺夫说。

找到书很不容易，可没想到往图书馆去借。但我还是想出方法，象叫化子似地到处去要，终于要到了。有一次，从消防队队长那里要到了一本莱蒙托夫的书。就在那时候，我深深感到了诗歌的力量和对于人们的强大影响。

我记得刚读《恶魔》的头几行，西塔诺夫就张望着书，又张望着我的脸，把画笔放在桌子上，长长的两手插进双膝之间，摇摆着身体微微地笑着，椅子在他身体底下吱轧作响。

“伙计们，静一点。”拉里昂诺维奇说着，也放下了工作，走到我在那里念诗的西塔诺夫的桌边来。这首长诗又痛苦又愉快地感动了我，我的声音常常中断，眼里流出泪水，看不清诗句，而更加感动我的，是作坊中低沉而谨慎的动作，整个作坊似乎都沉痛地沸腾起来，好象受了磁石的吸引，围在我的身边。等我读完第一章，差不多所有的人全围在桌子的四周，彼此身子紧靠着，互相拥抱，皱着眉头微笑。

“念呀，念呀。”日哈列夫把我的脑袋按到书上说。

我念完了，他把书拿过去，看了看书的里封，然后挟在胁下，说：“这还得念一次。你明天再念吧，书放在我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