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万在奥黛特面前是盲目的，他既看不见她教养中的缺陷，也看不见她智力上的平庸。不仅如此，每当奥黛特讲述什么愚蠢的故事时，斯万总是殷勤地、快活地、甚至赞赏地（其中可能掺杂着残存的欲念）聆听，而如果斯万本人说出一句高雅的、甚至深刻的话时，奥黛特往往兴趣索然、心不在焉、极不耐烦，有时甚至厉声反驳。人们因而得出结论说，精华受制于平庸在不少家庭中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反过来，也有许多杰出女性竟被对她们的睿智横加指责的蠢人所盅惑，并且被极度慷慨的爱情所左右而对蠢人的俗不可耐的玩笑赞叹不已。说到当时妨碍奥黛特进入日耳曼区的理由，应该指出社交界的万花筒的最近一次转动是由一系列丑闻引起的。人们原来放心大胆地与某些女人交往，而她们竟被揭露是妓女，是英国间谍。在一段时间内，人们首先（至少认为如此）要求他人的是牢靠和稳定……奥黛特代表的正是人们刚刚与之决裂又立刻拾起的东西（因为人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他们在新制度下寻找旧制度的继续），当然它必须换一种形式，以掩人耳目，制造与危机前的社交界有所不同的假象。但奥黛特与那个社交界的替罪羊太相似了。其实，上流社会的人是高度近视眼。他们与原来认识的犹太女士断绝来往，正考虑如何填补空白，却看见一位仿佛被一夜风暴刮来的新女人，她也是犹太人，但由于新颖，便不像在她以前的女人那样使人们联想起他们认为应该憎恶的东西。她不要求人们崇敬他们的上帝。人们便接纳了她。诚然，在我初访奥黛特家时，反犹太主义问题尚未提出，但是奥黛特与当时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十分相似。

至于斯万，他仍然常去拜访旧日的、也就是属于最上层社会的朋友。当他谈到刚刚拜访过什么人时，我注意到在旧日的朋友中，他是有所取舍的，而选择的标准仍然是作为收藏家的半艺术半历史的鉴赏力。某位家道中落的贵妇引起他的兴趣，因她曾是李斯特的情妇，或者因为巴尔扎克曾将一本小说献给她的外祖母（正如他买一幅画是因为夏多布里昂描写过它）。这使我怀疑我们在贡布雷时莫非是从一个谬误过渡到另一个谬误，即最先认为斯万是一位从不涉足社交的资产者，后来又认为他是巴黎顶顶时髦的人物。成为巴黎伯爵的朋友，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王公的朋友”被排外倾向的沙龙拒之门外的，不是大有人在吗？王公们自知为王公，便不追求时髦，而且自认高居于非法王族血统者之上，大贵族和资产者统统在他们之下，并且（从高处看）几乎处在同一水平上。

此外，斯万在目前的社交圈子中（他重视过去所留下的、至今仍然可以见到的名字）所寻求的不仅仅是文人和艺术家的乐趣，将不同的成升交混起来，将不同的类型聚合起来，从而搭配成社会花束，这也是他的消遣（不那么高雅）。这些有趣的（或者斯万认为有趣的）社会实验在他妻子的每位女友身上并不产生——至少不是经常地——相同的反应。“我打算同时邀请戈达尔夫妇和旺多姆公爵夫人。”他笑着对邦当夫人说，好像一位贪吃的美食家想换换调味汁的成分，用圭亚那胡椒来替代丁子香花蕾。然而，这个似乎会使戈达尔感到有趣的计划却使邦当夫人大为恼火。她最近被斯万夫妇介绍认识旺多姆公爵夫人，认为这事既使人高兴又理所当然，而对戈达尔夫妇讲述它，加以吹嘘，这构成她的愉快中饶有兴味的一部分因素。邦当夫人希望，在她以后，她那圈子里再没有任何人被介绍给公爵夫人，正好比被授勋者一得到勋章便立刻希望将十字勋章的水龙头关上。她暗暗诅咒斯万的低级鉴赏力。他为了实现一种无聊的、古怪的审美观，竟能在一瞬间将她对戈达尔夫妇谈论旺多姆公爵夫人时所散布的迷雾吹得一干二净。她怎敢对丈夫说教授夫妇也即将分享这个愉快（她曾吹嘘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呢？要是戈达尔夫妇明白这种邀请不是出自主人的诚心，而是为了解闷，那就好了！其实，邦当夫妇的被邀请难道不也如此吗？不过，斯万从贵族那里学到了永恒的堂璜作风，他有本领使两位不足道的女人同时认为自己是真正的被爱者，因此，当他对邦当夫人提起旺多姆公爵夫人时，那口气仿佛邦当夫人和公爵夫人同桌进餐自然是不在话下的事。“是的，我们打算邀请公主和戈达尔戈妇，”斯万夫人在几星期后说道，“我丈夫认为这种集合可能产生有趣的东西。”如果说斯万夫人保留了“小核心”中维尔迪兰夫人所喜爱的某些习惯——例如高声说话好让所有的信徒听见——的话，那么她也使用盖尔芒特圈子所喜爱的某些语言（例如“集合”一词），她与盖尔芒特圈子并不接近，但却在远处、在不知不觉中受它吸引，正如大海被月亮吸引一样。“是的，戈达尔夫妇和旺多姆公爵夫人，您不觉得这很有趣吗？”斯万问道。“我看这会很糟，您会招来麻烦的，可别玩火。”邦当夫人气冲冲地回答。他和她丈夫，还有阿格里让特亲王都受到邀请，而对这次宴会，邦当夫人和戈达尔各有各的说法，依问话人而定。有些人分别问邦当夫人和戈达尔，那天吃饭的除了旺多姆公主外，还有哪些客人，得到的回答都是漫不经心的两句话：“只是阿格里让特亲王，这完全是熟朋友之间的便餐。”但另一些人可能更知情（有一次有人甚至问戈达尔：“邦当夫妇不是也在场吗？”“哦，我忘了。”戈达尔红着脸回答说，并从此将这个问话的笨蛋列入多嘴饶舌者之流）。对于这些人，邦当夫妇和戈达尔夫妇不谋而合地采取了大致相同的说法，只是将名字对换一下而已。戈达尔说：“唉，只有主人，旺多姆公爵夫妇（自负地微微一笑），戈达尔教授夫妇，此外，对了，莫名其妙，还有邦当夫妇，他们可是有点煞风景。”邦当夫人讲的也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邦当夫妇的名字位于旺多姆公爵夫人和阿格里让特亲王之间，并且受到得意洋洋的夸张，而她最后责怪所谓不请自来并且大煞风景的秃子，就是戈达尔夫妇。

斯万往往在晚饭前不久才从访问中归来。晚上六点钟，这时刻在往日曾使他痛苦，而如今却不然，他不再猜测奥黛特大概在做什么，是接待客人还是外出，他对这些都不在意。他有时回忆起多年以前，他有一次曾试图透过信封看奥黛特给福尔什维尔写了什么。但这个回忆并不愉快，他不愿加深羞愧感，只是撇了一下嘴角，必要时甚至摇摇头，意思是：“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从前他常常坚持一个假定，即奥黛特的生活是无邪的，只是他本人的嫉妒、猜测才使它蒙受耻辱罢了，但是现在，他认为这个假定（有益的假定，它减轻他在爱情病中的痛苦，因为它使他相信这痛苦是虚构的）是不正确的，而他的嫉妒心却看对了。如果说奥黛特对他的爱超过他的想象的话，那么，她对他的欺骗更超过他的想象。从前，当他痛苦万分时，曾发誓说有朝一日他不再爱奥黛特，不再害怕使她恼怒，不再害怕让她相信他热恋她时，他将满足宿愿——本着单纯的对真理的追求，并为了解释历史的疑点，与她一起澄清事实，弄清那天（即她写信给福尔什维尔，说来探望她的是一位叔叔）他按门铃敲窗子而她不开门时，她是否正和福尔什维尔睡觉。斯万从前等待嫉妒心的消失，好着手澄清这个饶有兴趣的问题。然而，如今他不再嫉妒了，这个问题在他眼中也失去了一切趣味。当然并不是立刻。他对奥黛特已经不再嫉妒，但是，那天下午他敲拉彼鲁兹街那座小房子的门而无人回答的情景却继续刺激他的嫉妒心。在这一点上，嫉妒心与某些疾病相似：疾病的病灶和传染源不是某人，而是某个地点，某座房屋，嫉妒的对象似乎也不是奥黛特本人，而是斯万敲击奥黛特住所的每扇门窗的那已逝往日中的一天、一个时刻。可以说，只有那一天和那个时刻保留了斯万往日曾有过的爱情品格中的最后残片，而他也只能在那里找到它们。长期以来，他不在乎奥黛特是否曾欺骗他，是否仍然在欺骗他。但是，在几年里他一直寻找奥黛特从前的仆人，因为他仍然有一种痛苦的好奇心，想知道在如此遥远的那一天，在六点钟时，奥黛特是否在和福尔什维尔睡觉。后来连这种好奇心也消失了，但他的调查却未中止。他继续设法弄清这件不再使他感兴趣的事，因为他的旧我，虽然极度衰弱，仍然在机械地运转，而过去的焦虑已烟消云散。他甚至无法想象自己曾经感到如此强烈的焦虑，当时他以为永生也摆脱不了焦虑，以为只有他所爱的女人的死亡（本书下文中将有一个残酷的反证，说明死亡丝毫不能减弱嫉妒的痛苦）才能打通他那完全堵塞的生活道路。